从李白到苏轼，从盛唐到隆宋，400年间中国诗歌从讲究生命体验的唐音，发展为讲究趣味咀嚼的宋调。中国诗学实践变得无比的丰富多彩，诗学品性、诗学思维方式广泛地舒展到不同的精神层面、不同的文化趣味和不同的技巧运用之上，唐、宋合观，充分地展示中国诗学世界的灵动、精湛和空间无比广阔。简单地扬唐贬宋，或者简单地偏嗜江西诗风而漠视盛唐，都有可能割裂中国诗学的博大的完整性和无比精湛的多样性。我们把李白、苏轼放在一起纪念，目的就在于唐、宋合观，在较长的历史时间段上展示中国诗学堂庑的辉煌和阔大。我本人最近出版了一部《李杜诗学》，如果将来时间精力允许，还应该写一部《苏黄诗学》，以诚实的、平等的和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上开一代风气的杰出诗人的原创性和诗学专利权。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李白和苏轼都把优秀的诗篇献给庐山。李白《望庐山瀑布》诗云：“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从光色变幻中仰视飞瀑，凝止虚静之际，心思视境接通千载万里，进行人与天地间精神大交流和生命深体验，是一种人天交欢的境界。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忽横、忽侧、忽山中，又及远近和高低，视点是跳跃和流动的，隐括着庐山漫游的整体感想，在整体性中剥离对特定景物的具象描写，从而进入哲学层面的理趣思考。唐人重丰神情韵，宋人重思理筋骨，即便豪放气质有所相似的李白、苏轼，也赋予庐山以不同的生命意义或理趣意义。
庐山是长江中游的名山。李白和苏轼都与长江存在着深刻的生命和文化的因缘。我在《楚辞诗学》中说过，长江文明是屈原赋的文化母体，但那主要是指楚文化，研究“楚辞”而不研究楚文化，那是很难搔到痒处的。李白和苏轼活动在南北统一、南北文明也随之整合的唐王朝和北宋王朝，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即以他们与长江文明结缘而言，也不仅及于长江中游的楚文明，而且及于长江上、中、下游的蜀文明、楚文明、吴越文明。李白生于西域，长于蜀地，25岁出蜀而漫游楚湘，最终葬在当涂。苏轼生于蜀地，文学的黄金岁月出现在长江中游的黄州，“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最终卒于江南之地的常州。长江文明给李白、苏轼增加的文化基因是丰富复杂的，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才情浩荡，气质豪放。或如钱钟书《宋诗选注》所说：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地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可以说，受长江文明的哺育，李白、苏轼才情如大江，妙思似明月。由于共同的乡土因缘，峨眉月是他们的共同意象。李白初离蜀地，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写得乡思荡漾，空灵入妙。30年后他流放夜郎赦归后，在黄鹤楼送蜀地僧人去长安，又作《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苏轼也把思乡之情赋予峨眉月，《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诗云：“蔼蔼青城云，娟娟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苏轼又有《送人守嘉州》古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这里“峨眉山月”两句全是借用于李白诗，而且借用的方式也是再借用自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洋溢着思乡情的峨眉月，在李白手中又泛化为《静夜思》中人与月的瞬间精神遇合，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变得家喻户晓。后来又借酒力和醉态思维，创造出《月下独酌》、《把酒问月》等诗歌神品。苏轼又借鉴李白的思维方式，在《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中设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并且深化为人伦亲情中一种既有缺陷、又有期待、因而有无穷魅力的美，道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根据版本校勘，此词对于高处不胜寒的琼楼玉宇，不是“我欲乘风飞去”，而是“我欲乘风归去”，既然对天上是“归去”，也就暗示着对于人间，他是李白那样的“谪仙人”了。谪仙之月，是想象最清丽奇特、极具情感渗透力的意象。因此经过李白、苏轼以及唐宋一系列诗人赋予明月具有人间亲和感的想象和意义，六朝至唐的文人玩月雅兴逐渐渗透到民间风俗心理，终于在北宋形成了人伦情感非常浓郁的中国人盼团圆、庆团圆的岁时节日——中秋节了。
诗魂渗透于民魂，提高了民魂的文化含量。对诗魂的祭奠，也就因此具有对民族精神现象和精神特质进行研究的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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