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说，“孙先生看过张承信的早期作品《彭总榆》，却没看到张承信的《左权将军》，那可是一首撼人心魄的长诗……”这便是替别人立论。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看到张承信的《左权将军》？你在我的哪篇文章中见到我否定了这首“撼人心魄的长诗”呢？你犯了先替别人立论再加以批评的毛病，因为你文章中的对立面观点，原本就是你自个替别人假设出来的。还可以再举一例。上世纪80年代，我与冯云曾合作出版过一部长诗《市委书记三部曲》，约七千余行。东林说：“我以前也读过孙先生的几首小诗”，接着就“比如”出这部诗中一个章节的前四句为例。（引用时东林断错了行。看来东林有粗心的毛病，以后做人做事中这毛病得改一改。）把一部我从来也没有自认为是什么惊世骇俗作品的长诗贬为“小诗”，东林的气魄是有了。再将我的这部旧作批评为“早成了社会变革的殉道品”也可以，能有这样一部“殉道品”作为反面教材，也算我对中国的现代诗进程做过了小小的贡献。问题是东林立马对其发出反问：“怎么能够代表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水平呢？”当年对我那部长诗的诸多评论中，从没有人说过它“能够代表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水平”，看来，东林一定是批评我。那么容我也反问一句：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我的这部“小诗”能够代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水平呢？先替别人立论再去批评，最容易蒙哄读者。如上面两例，作为被批评者，我如果不出来辨伪，读者一准认为我否定过张承信那首《左权将军》，还自吹或者找托儿把自个的作品吹成过“代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水平”，这岂不是给人身上泼污水？
东林的荒唐还表现在修改对方文章的原意上。他如此引用了我那篇“糊涂文章”中的观点：“比如孙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初受朦胧诗的影响开始写诗的潞潞，至今还没从朦胧中走出来，在1998年9期《山西文学》的诗专号里，就占了三个页码，272行，分成了9节的《复活祠》……’”我的原文是怎样写的呢？不妨抄在下面请读者们比较一下。原文为：“上世纪80年代初受朦胧诗影响开始写诗的潞潞，至今还是没有从朦胧中走出，比如那首《复话祠》，在1998年9期《山西文学》的诗专号里，就占了几乎三个页码，272行的诗分成9节，不能不说是编辑看中并推出的力作了。”我只是想说明编辑在版面安排上对这首诗的重视而已，而不是从审美视角上对其进行评论，再连接上下文去看，这意思更明白。东林引用我的这段话时，少抄了个“是”字和“有”字，多抄出一个“来”字两个“的”字，这可以归结于东林的粗心。但把《复活祠》三个字巧妙地一挪位置，白纸黑字伪造出一个我的认知视角，然后再来批评我“欣赏诗歌的水平仅限于少儿的数学公式”，这就不是粗心的问题而是用心的问题了。
写批评文章，替被批评者立意，或者修改被批评者的观点再去批评是荒唐的，骂人更不可取。调侃和幽默能显出大家风范，骂人则不然，一不小心也就糟踏了自个。比如东林将我的“糊涂文章”骂为“孙先生服错药后的一次腹泻。”腹泻物便是稀屎。骂我拉了泡稀屎，偏偏你还那么认真地品评了一番，值吗？
东林在《山西文学》发出文章后邀我吃饭相识，我去了，才知道他在省里一家高级的学术研究部门任职，年纪尚轻，日后写批评文章的路也还很长。我当面向他谈了上述观点，并写成此文，愿年轻的写批评文章者，再莫犯东林的毛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