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传闻，用以批评只字未著便堂而皇之署上大名的时风，不失为一条参证。但让钱先生为此担上不是，有失公道，传闻毕竟当不得事实。
吴庚舜先生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即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1964年领导余冠英先生分派他与钱锺书先生承担对洪升《长生殿》的研究任务。他们一起完成了长篇论文——《也论〈长生殿〉》。钱先生从情理和规章上都应该署名，没有“坚决不署名”之说。近年，吴庚舜先生在《悼念可亲可敬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叙及此事，事实证明，根本不存在钱锺书先生在这篇文章上署不署名之请，只是存在署名先后之争，吴力主钱列前，钱坚持居后，两位君子都谦让前面的高座。妙就妙在，当时钱先生神笔一挥，署下邓辛禹一名，三字均居其下，让吴先生无由可辩。
钱吴的《也论〈长生殿〉》一文，首先以《长生殿》作者洪升自己的说词，然后再列出多条正史、传说中不可辩驳的事实，并就历史人物和文艺作品角色关系等理论方面进行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后，非常明确地指出，这场爱情“绝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情”。论文作者为还原这种爱，锤炼出一批精准的概念：“心上的人”、“心下的人”、“心外的人”、“分爱”、“锺情”、“素喜”以及“主要对象”、”次要对象”、“经常对象”、“临时对象”等等。我们可以不论此文是官派的研究任务，也可以不查考被批评文章和作者的背景来头，仅仅这些词的出现，每个曾经和了解文革的人都应该能设想出，一旦被即将走红的“四人帮”揪住，钱吴二位将招致什么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啊！这才是钱先生会署名的根本原因。
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曾在钱先生过世后的唁函中，赞扬先生“聪明、优美、善良、开放和谦虚”。无疑应该再补充上求实精神和侠肝义胆。特别是后者，往往被他的才学横溢、谦虚大度和幽默诙谐所遮敝，不易为人察觉。偶尔为人所知，总会大出意外而深合情理。他绝不莽撞，也从不失误。他由此而受到人们的热爱和崇敬。别人说他是纯粹的大学问家有如神仙，他说自己是“作家学者”过于泛泛，都不全面。他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有那种独持的微笑，也有拍案而起的愤怒，他从未脱离过人间世界的是非冷暖。尽人皆知的《围城》是这样；《管锥编》又何尝不是如此？
孙建清同志认为钱先生不该署名的看法，和主张应该用白话文写或翻译《管锥编》说法，都是善意的，但是，或道听途说，或尚未深入研读，就不准确而不能成立。
不署钱锺书，而居后签上郑辛禹的笔名，只是为了负责地居后而已。他并非是为了吝惜自己的“大名”，何况那时他还没有同胞皆知的大名气，有的只是洋人为他打通中外文化——开放的赞美。这段小小的佳话，真可以补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但那部小书中的小事，注释出来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必须知一知二知其三，才能符合真情实况，才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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