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和主体性话语的缺失。当代中国人文科学“非西即古”的思维定势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移植”品格，目前已引起学术界及出版界的普遍优虑。
2.难解的悖论。我们知道，文化问题是近代以降思想界的一个宏大主题。近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降温，东西方文化及其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并且愈来愈成为制约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文化语境。其中，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即本土化与全球意识的关系。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就是试图超越这一悖论以真正寻求自己的话语的尝试。那么，什么是“中国话语”呢？与“西方话语”相对的所谓“中国话语”，其特质显然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用这种话语直接去跟“西方话语”对话，无疑是荒谬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摒弃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和范畴而直接求助于传统文化的所谓素朴形态，更不可能“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到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这就提出了话语转换问题。将传统的转换成现代的，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外在的方法，一个是内在的方法。例如，以追求所谓“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本体”为初衷的新国学，亦未采取以训诂、音韵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而是采用了19世纪西方的经典话语作为诠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和视角。再如，我们能否从中国文化被遮蔽、被忽略的深层内核中，寻找到具有鲜活生命或蓬勃精神的文化基因，从中发展出可作为
现代文化背景和精神动力的主体性呢？显然，前者是用现代性去进行解读，后者是与现代性进行接通。二者均以启蒙话语为旨归。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与“西方话语”对话的权利——“中国话语”的权力，必须以“西方话语”为前提。在此，我们似乎领略到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对话语霸权（后殖民）何以具有如此强烈的感受！的确，我们应当用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去说话，用真正属于自己的眼光去解读。问题在于，所谓“自己的”如果仍是“传统的”，是可能的吗？既然现代性或启蒙话语是不可逾越的，我们何不这样思考：我们站在怎样一个基点上或时空交汇处，才是可能的？
3.当代性。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民族特色问题，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你要坚持“民族性”，就理应拒斥西方的启蒙话语；而“民族性”若要获得“能够说出来的权力”，又必须借助这一话语。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或悖论。这里，有一个思维怪圈——二元思维的怪圈在制约着我们；我们确乎到了确立或植入自己的中心词，以消解二元论的时候了。我社在策划《中华新视野》系列丛书时，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思维过程。何为“中华”？我们发现，无论采取何种眼光，都不得不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样几组大概念中兜圈子。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所谓“中国人的眼光”，是以传统为主还是以现代为主，抑或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样的问话，令人感到悲哀。它反映出我们文化观念的僵硬和贫乏。于是，我换了一种提问方式：我们为什么要去阅读或解读各种文化？我们显然是从我们的问题出发，从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去从事这种阅读或解读的。于是，一个概念（中心词）——一当代性，不期然地跳了出来，蓦然，种种二元对立结构或悖论，在这一动态的发展的并具有前沿性的名词前消解了。因为当代性永远是诠释乃至扬弃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范式的出发点。换言之，纵向之传统
与横向之现代是围绕着当代性这一轴心而旋转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及融合亦是围绕着建设当代新文化而旋转的——这种旋转当然并非是急功近利的，而是有着自己各具特色的话语和释义空间。于是，所谓“中华”被特指为当代中国人，他们的目光所及，无论是看东方还是看西方抑或是看西方人怎样看东方，其立场无疑都是以当代性为旨归的。显然，在这一文化模式里，中国文化中那些有益于人类健康地走向21世纪的宝贵遗产，西方文化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养料，都是在当代中国的精神视野里撷取的。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撷取是以“现代性”为中介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撷取则是以“当代性”为依归的。所谓当代性即当代中国的精神主体性：它是前沿的，因而能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亦是根基的，即在各种纷繁的文化潮流前不失主体的自尊。它是本体的，对文化的漂泊者来说，它永远是精神的归宿或出发点；亦是中介的，其动态性和延展性又足以吸纳或消解由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并相应地播撒出未来文化的种子。弥足珍贵的是，“当代性”为我们规定了特定的问题域或问题意识，它激励我们尝试用自己的话语去掌握这个世界。
4.文化是具体的。不难看出，《中华新视野》所呈现出的三个视角（即看东方、看西方以及看西方人怎样看东方），都过于普泛或高屋建瓴了，我们即使按基本的命题——例如启蒙、现代性、后殖民等时髦话语来设置，或对所谓儒道互补、庄禅思维之类重新进行现代现照，也难以实现策划初衷。因为前者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在未被中国学术土壤真正接纳以前，所生长的毕竟不是自己的话语；后者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在没有解决方法论前提和具体语境的情况下，极易成为陈词滥调。看来，我们首先要解决对“文化”的抽象理解。其实，文化并非仅仅是观念形态的或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相当具体的东西———文化是具体的，惟有具体的东西才能展现出文化的魅力，惟有具体的东西才能直观地呈现出具有震撼力的思想。从这种具体理念出发，我们在三个视角所构成的文化地图上开始寻找选题意向。这种寻找摒弃了传统的按整体架构严整排列的逻辑思维，去尝试采用非线性、无中心和多元互补之类现代思维——只要能捕捉到具有文化意味和市场价值双重品格的选题意向就好。按照这一思路，我们确定了四个系列的选题群并向纵深开掘……
5.理解与解构。当代性和具体性这两个概念的引入，使过去僵硬的二元思维和宏大叙事开始松动，使当代中国的精神主体性开始确立。但是，要真正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研究当代性之深层内核的动态性和延展性，研究由中心词衍生出的关键词以及一系列前沿话语群；我们要用解构的精神清理一切陈腐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方式，以新的眼光进行解读；我们要通过整理、融通、整合、创造四个环节达到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首先，整理是基础性的，它包括国学与西学两个方面。整理国学以“现代性”为视角，所采用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须与“对象”相吻合。在此前提下，引进解释学的“理解”精神以消除可能带来的“物化”和“攫取”倾向，以顺利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如果说，我们与传统所构成的对话性关系尚需以“现代性”为中介，那么，与西学的直接对话则以“当代性”为依归。这里，首先是平等和积极的“理解”和沟通，然后是理性地梳离其学术传统，大胆吸收凡是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其次是融通。它具有开放的视野和兼容百家的气量，其基本类型是比较、嫁接、同构、互补、综合……第三是整合。所谓整合就是将古今中外文化的有益成分或合理内核创造性地
整理、融合到新型文化的有序结构之中，其亦可分为比较整合、嫁接整合、同构整合、互补整合、综合整合……这里，无论何种类型的整合，都是每一融通类型充分“融合”意义上的整合；而整合的过程，亦是消除每一种类型固有矛盾的过程。各种融通及整合话语之间是平等的，各各具有不同的“融通”特色及“整合”规则。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一个各种话语能够平等交流的文化空间。然而，多元和差异终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指导和规范下，在当代中国的精神视野里达成共识。于是，我们站在了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前沿。最后是创造。它无疑是在整理、融通的土壤里孕育，在整合的培育和修整下生长……从而向世界展现其清新、刚健的魁力和风采。
6.文化中国。这是我们策划的又一套大型系列丛书，拟出版三个子系列：一是永恒的话题，二是边缘话题，三是前沿话题。永恒的话题是对文化中国的第一次解构。它不想直接面对那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而是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应当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边缘话题则是第二次解构。如果说，永恒的话题仍隐含着历史或文化的重大主题，即试图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边缘话题的意义就在其本身。当然，这种意义可能更为深广。前沿话题则是第三次解构。此时，文化中国的宏大叙事彻底瓦解了——在它看来，“什么是中国的”或“是否是中国的”之类的问题已不再重要，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并非是恒定的，它永远是指向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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