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文来看，余杰所谈论的知识分子其实只是指作家，至多也只是人文知识分子。在余杰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要显出活力，避免“雪崩”，作家及人文知识分子们就应当注意“体验底层”，这本来是不错的，但余杰所说的注意体验底层，主要的却只是要人们同情或批判此类来自底层的生态：“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另一个世界是底层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三轮车，15岁的农家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刺青斑斑的中学生在校门亮出刀子群殴。”余杰表示，他出身于中国的底层，那些底层的体验总是让他难以释怀。他又说，对底层生态的同情和批判，是由鲁迅等杰出作家开创的现代文学的不可背弃的传统。以此为准绳，在他看来，那些“没有底层体验又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的知识分子自然是“良知泯灭”，而那些提出“分享艰难”的作家，则是“有底层体验的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在“粉饰”现实了。
余杰所推崇的由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等体现出来的底层体验，确实是现代文学的可贵传统，这些关注社会不平、以社会良知作为价值评判依据的作品，不仅艺术水准不低，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现实功用。但即便就是仅从文学的角度说，某一时代的哪怕是辉煌的文学形态，并非就是文学所必须仿效的最高、永恒且唯一的典范。如果以为只有关注社会的阴暗面、批判现实不公的作品才是令人“从心底感动”的作品，那也把文学的性质及功能理解得过于狭隘了。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言，也并非只有富于同情心地体验底层、“文化精英”式地抨击批判现实，才显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
中国当下的问题，向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也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干提供了可能的广阔天地。当下的中国现实，要求知识分子应以“创新的智慧和实践的品格”投入其中。如果还只是如余杰所说的那样，注意体验底层，秉承同情底层批判现实的现代文学传统，于文学而言，就只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模仿，模仿的文学是不会有大出息的。如果说鲁迅时代的杰出作家们以笔为旗“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已经尽到了知识分子的“本分”的话，那么，在另一次世纪交替、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还只是要求批判现实“引起疗救的注意”，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言，这一缺乏原创性和当代性的路子也过于讨巧了。缺乏原创性的效颦总是难免矫情的，如果还要以此来证明自己有“良知”和“硬骨头”、“世人皆醉我独醒”，那就还不仅只是矫情的问题了。
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从道德和理想上评判现实生态应该不应该、合理不合理，结合当下国情，以创新智慧和实践品格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并为此“少说话、多做事”地做一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在我看来，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当致力的方向。只会富于同情心地体验底层，是多情的书生；老是忧心忡忡地评判现实这不合理，那不应该，是爱发牢骚的文人。从“良心”或“良知”出发，同情或批判现实并将此视为知识分子的“本分”和使命的人，至多也只是“半个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我没有这个能力下结论，不过读了余杰的文章后，某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我心中却有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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