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全国统一考卷中，有一题是郑敏教授的诗，题目是《金黄的稻束》：原文如下：“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题目要求考生指对这首诗解释不恰当的一项。标准答案指出惟一不正确的是如下一项：“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一句涉及时间，从全诗来看，除了“秋天”外还隐指“暮色”降临以前。”出题者的意图显然是，这首诗的时间应该是在暮色降临或者以后。因为，诗中，已经明确指出是在“在暮色里”，而且还点明“收获日的满月”。但是，诗中同时又明明说是在“黄昏路上”，“黄昏”是在暮色降临以前，还是以后呢？这就很难说了。再说，这首诗写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场景，而是一个概括的场景，从暮色、黄昏出发，延伸到“历史”（“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和“人类”（“站在那里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显然，这是超越了时间和场
景的具体性的。抒情诗与散文不同之处之一，就是它的高度概括性，除了特殊的例外，在时间、地点上过分的确定，不利于它的想象，时间、地点、条件太具体，可能使它向散文退化。不论是艾青的《乞丐》、《手推车》、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臧克家的《老马》、戴望舒的《雨巷》，还是舒婷的《致橡树》，不论是雪莱的《云雀》、普希金笔下的大海，还是李白的月亮、苏东坡的长江，大凡诗人笔下之物、之人，常有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倾向。以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贺之章的《咏柳》为例：“碧玉妆成一树高，万千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并没有点明柳树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是早晨的，还是黄昏的，时间、地点、人物具体性的递增，导致想象的自由和抒情性相应递减，抒情性的递减必然导致叙事的递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不但现场的时间的因素是淡化的，而且未来的时间（醉到何种程度，难道经过行军的漫长过程，上了前线还不醒？同样，到达沙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必须留在空白中让读者去想象的。艾青的《乞丐》：“在北方／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徘徊在铁道的两旁———”不但时间、地
点是不确定的，连性别、年龄都是没有的。诗中的乞丐是整个黄河两岸的乞丐的概括性的群体意象，而不是某一个乞丐的具体描写，如果把性别年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条件描写得明确，就必然失去诗的概括性，也就失去想象的自由。命题者每逢触及传统的抒情诗歌与散文的一般区别，往往就露出某种茫然，更何况郑敏的这首诗是现代派诗歌，其时间、空间更加自由，在这里的特点是形而上的概括的自由。母亲的形象是带着普遍性智性的甚至象征的色彩的。现代派诗歌比之古典诗歌更诉诸智性，更接近哲理的沉思，因而更具概括性和不确定性，把工夫放在这里，才有利于理解郑敏的诗，不引导学生在这方面钻研，而去考较什么暮色，只能说明，命题者以散文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诗。从这里可以看出，命题者显然对于从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古典文论对于诗的概括性，诗比之历史和散文更近于哲学，对于当代西方文论中诗与思的文化哲学毫无涉猎，对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也毫无感觉，对于西方当代文化哲学、接受美学等等前沿学科，“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名言，也不屑一顾。去年他们把赵师秀的《约客》拿来刁难中学生。赵诗的最后两句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标准答案指出，
错误的一条是：“‘闲敲棋子’这一细节生动表现了诗人此时闲适恬淡的心情。”这首古典诗歌是抒情的。从心理学来说，情感和理性的不一样之处就是很难定性，越是有特点的情感，就越是微妙，越是难以作理性语言的定性，人们在激动的时候，每每弄不清是悲是喜，常常是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早在上个世纪的德国的实验心理学派早就说了：情感不同于感觉，它是很难定性的。所以诗，尤其是抒情诗，是和情感的朦胧联系在一起的，越是精彩的诗，越是难以用理性的语言加以明晰的概括。赵师秀这首诗，写诗人等候约定来访的朋友，等到半夜还不来。如果像一般人那样焦躁起来，不安起来，就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心灵的魅力了，也谈不上诗的意境了。诗的妙处，恰恰是朋友半夜不来，诗人表面上并不焦躁，而是悠闲地、从容地、消消停停地敲着棋子。越是一副闲适恬淡的样子，越是能表现诗人的涵养非同小可。至于他内心是不是像表面上这样闲适恬淡，留给不同的读者去体验和想象，去作出不同的创造好了。诗中明明提示了“闲敲棋子”，“闲”在古代汉语中作为单音词，含义很丰富，到了现代汉语中分化为双音词：闲适、悠闲、消闲、闲暇等等。已经明说了是“‘闲’敲”，为什么不能够包含“闲适恬淡”
的涵义呢？命题者们所迷信的所谓“客观题”，其实一点也不客观，相反，是出题者相当主观、而且相当狭隘的感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高考试卷有着教学指挥棒的作用，其荒谬之处就不能不贻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教师和学生。在2001年的高考试卷中，又出现了两首诗。其中之一是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胄》：“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标准答案”说，第三条是错误的：“尾联将沾襟的别泪和散丝般的密雨交融在一起，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送别之情，情与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反复钻研，还是弄不清把沾襟的泪雨和细雨的散丝结合起来，情景交融，为什么是绝对不正确的。莫非他们认为，这最后一联的第一句，“相送情无限”，并不“十分含蓄”，而是一个直接抒情的句子。但是，“情无限”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呢，只有量的虚拟，并没有定性，只有和“沾襟比散丝”联系起来，“情景交融”起来，才能见出悲抑。这种悲抑的定性，通过所谓“情无限”，甚至打湿衣襟的泪水也不能表达于万一，而是通过题目所点明的“暮雨”意象系列，才得到充分表现的。雨丝本来和人的感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旦联系起来，它的散乱，
它在暮色中引起的联想，就比较丰富了，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作者并未亲临现场，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楚江）想象朋友在南京（建业）远行的依恋的沉重感。但是，并没有直接地说出来，而是通过“暮雨”的意象体系性衍生，十分含蓄地透露出来的。暮雨的色调是暗淡的，钟声是带着暮色，引起阴沉的联想，船帆因暮雨打湿而显得沉重，连通常轻盈的鸟翅，都变得迟缓了，树色是迷蒙的，大海的远方是凄迷的，全部景物都因为暮雨而构成了一种沉重的、阴湿的、低?的意境，暮雨的“散丝”，更是“十分含蓄”地暗示了诗人的感情是纷乱的，复杂的，是“情无限”的话语所难以穷尽的。这首诗的情感是个什么性质，它是沉重的吗？它是凄迷的吗？它是低?的吗？它是悲抑的吗？诗人在想象中流下了眼泪，纯粹是为了分别，还是为了前途的渺茫呢？以上一切也许都不错，但是，仍然是不完全的，读者所感受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诗人的情感的性质渗透在一系列的意象的结构（意境）之中，意境之所以成为意境，就是因为：第一，它不是直接用语言抒发出来的；第二，它是在整体之中的，它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第三，它的情绪内涵的丰富是超出诗行直接表述的总和的。即使有个别直接的抒情的句子，仍然不能改变意境的
有机，不能改变和谐意境“十分含蓄”的功能。这就是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什么要不着一字呢？因为，一着了字眼，就不含蓄了，光有“相送情无限”，也许，可以说是不够含蓄的，但是和下面的“沾襟如散丝”，和暮雨结合起来，情绪就丰富而且含蓄了：暮雨钟声、风帆湿重、鸟翅迟缓、远树迷蒙、雨丝如泪，你可以想到前途渺茫，也可以想到再见何时，你也可以来不及想到什么，找不到准确的话来表述，但是，诗人的情绪还是深深地感动了你。这不是含蓄又是什么？从整体和局部的有机性来说，从全部诗句融入意境的和谐来说，它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性质。试卷孤立地提出的一联的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伪命题。从辩证法起码的常识出发，孤立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形而上学的。从结构主义来说，结构功能大于要素之和，任何一个要素脱离了结构，就失去了结构的性质。把一只手从人体上割下来，就不成其为手了。正如把美人的鼻子割下来，提出问题说：“这只鼻子美不美？”如果说得更严酷一些，一个美人的头是美的，如果把它从躯体上割下来，那她是美丽的，还是可怕的呢？对于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的迷信，已经把全国的中学师生折磨了如此之久，再这样糊涂下去，真是如羊城晚报前几年的头版大标题所说的“贻误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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