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国际会议上，来自国内三所著名大学的几位教授聚首香江，作长夜畅谈。在九龙半岛之半山腰，下望窗外万家灯火，构成奇幻景象。诸教授始则弛然散坐，言笑晏晏，继而话题转到当下的学术评价问题上，终则忧心忡忡。特委托笔者记录有关内容，撰为小文，公诸媒体。野人芹献，其意则诚，读者必能识之。
人治好还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没有人不说法治好。而在学术评价中，所谓的“法治”，自然就是“量化”k k单位时间内发表了多少SCI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许多地方还要统计字数）、得了多少数量多少级别的奖项、拿到多少经费……，有了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优劣立判。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指出其种种弊端。然而维护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辩：你说这样不好，那怎样更好？！
确实，在“法治”必然就好的思维定式之下，很难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因循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办法改变。然而，在学术评价问题上，“人治”的思路，就绝对不能考虑吗？让我们试着延这条思路往下走走看如何？
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有何学位？梁说没有；问有何著作？梁说也没有，校长表示，这就很难接受了。但梁启超说，陈的论文，价值远在我梁启超的许许多多著作之上。校长相信了梁启超的推荐，遂聘陈为导师。
在上面这个故事中，清华校长起先是打算“法治”的k k讲学位、著作之类的“硬杠杠”，但最后他却采纳了“人治”k k人治者，信任某些个人的判断力也。梁启超学问深湛，名满天下，校长认为他的判断力是可以信任的。梁既享此大名，自己亦必爱惜羽毛，决不至于胡乱推荐。
若问在学术评价上，“人治”与“法治”相比有何好处，至少有一样：“人治”必然有人为后果负责，“法治”则可以无人为后果负责。
先看“人治”：陈寅恪之受聘清华，果名副其实，则在校长为用人有方，在任公为荐贤有力；如其名不副实，则在校长为用人不当，在任公为荐人失误。校长即使要想推卸责任，至多只能说一句“任公误我”，作为校长，终究难辞其咎。
再看“法治”：如校长坚持要陈寅恪有学位和著作，则只能不聘，如果后来陈受聘别处，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为错失人才呢？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硬杠杠”是天下公认的，我若聘陈作导师，其他有学位、有著作的人不服怎么办？如果某人有了学位和著作，受聘之后却名不副实，我们能不能指责清华校长为用人失当呢？也不能，因为他可以辩解说：他“硬杠杠”过硬，我怎么能知道他会名不副实呢？学位是别的大学授的，著作是别的学术机构审查的，高学位而低能，学术著作中有水份，这些都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左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怎能专责我个人？况且既是“法治”，聘任必经过某种委员会会议通过，校长个人更没有什么责任了。
如今学术评价中的另一个突出弊端是“唯钱是取”k k看谁能弄来更多的钱。当然通常不会这样赤裸裸说出，而是用“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好听的词汇表达。如今“唯钱是取”愈演愈烈，有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成了评职称、评奖项、判断一个学者水准高低的重要指标，闹得大家都不得不拼命在这方面下功夫。
科研经费原是为科研服务的，多一点钱，有利于科研，似乎没什么不好。但现在拼命强调科研经费的数量这条“硬杠杠”，已经渐臻本末倒置的境界k k科研经费已经不是手段，而成了目的。造成现在这种局面，有两大奇观，不可不议。
其一曰“马太效应”k k在判断一个学者的经费申请是否应该给予资助时，他先前得到过多少项目和经费成为重要的指标之一，结果是有的人越来越容易得到项目和经费，以至于一身兼领许许多多项目，是甲项目的“负责人”，是乙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是丙项目的“首席研究员”……。另一方面，则是大批学者长期得不到资助。
其二曰“因果倒置”k k如果得到了一个大项目，拿到一大笔钱，则这个项目几乎可以肯定是成功的，而且通常会获奖。项目越大，钱越多，获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奖项的级别也就越高。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大的项目不成功，那批准这个项目岂不成了一大失误？我们从来不能有失误，所以大项目一定要成功，也一定会成功。
一个人精力终归有限，同时负责那么多的项目，怎么可能名副其实？最后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滥竽充数k k在这样两个选项中作选择，大部分“精英”们如何选法，应该可想而知。最近邹承鲁院士感叹说“如果善于吹牛的人才能得到（经费）支持做工作，那恐怕中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真是苦口婆心的逆耳忠言。
当然，本文绝不是主张简单地回到学术评价的“人治时代”去。周振鹤教授有名言曰：“现在是平庸的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大师，即使真想“人治”，恐亦不可得也。至于科研经费怎样分配更合理，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上面的两大奇观，如今还是有地方在进行抵制k k地方之一，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告诉我们，北大人文学部在评定教师职称和教师成果时，有学术委员提出，如果有两人成果相当，那么有项目、有经费的那个人不仅不能加分，反而要减分，理由是：另一个人没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也作出了同样成就；而你拿了国家的经费，成就也只是如此，所以要减分。这个建议获得学部的一致认可。在如今的局面下，骤闻此事颇难置信，但我想我用不着去北大调查此事的真实性，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吴国盛教授对本校情况的介绍。这一“土政策”，对于上述“唯钱是取”的两大奇观，确实不失为有效的药方。北大到底是北大，毕竟是有根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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