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其成功就在于策划。在21世纪伊始之年，中日两国各选十位实力派女性作家，组成两大“方阵”，相聚北京，切磋文学，恐怕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仅凭这一点，就够了。
至于研讨会，也很有收获——当然不是纯学术意义上的。事实上，本次研讨会话题比较零碎，也不够深入，尽管会议策划者事先作了精心筹备，设定了话题，由于两国的女作家对彼此的情况并不了解，结果除了介绍自己的创作，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剩下的，就是不失风趣与机智的泛泛而谈。有意思的其实是会议本身，让人领略了中日两国女作家截然不同的文化性格和风采。
日方出场的十位女作家都是活跃在日本文坛最前沿的新锐，但从会上的情形看，除了以胆大恣肆著称的松浦理英子略有惊世骇俗之论（比如她声称，评论家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傻蛋”，激发了池莉“外界对我们的说法全是扯淡”的豪言），其余人都显得比较温文谦逊，无论是谈自己的创作，还是讨论问题，都是小角度，都是商量的口气，经常处在提问的位置。相比之下，中方女作家显得中气十足，也更主动，发起言来海阔天空，社会、民族、国家、文化……，一副天下事无所不知的劲头儿。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差别在于，中国女作家善于解释和概括，兼有批评的才能，且不说张抗抗、方方、残雪和徐坤，她们的发言充满理论性的修辞，即使是迟子建、陈染、林白那样以感觉见长的作家，解释起自己的创作来，也是毫不含糊。日本女作家刚好相反，她们沉迷于感性的世界，所谈论的，都是非常细小的、具体的、个人化的感性经验，听了让人不得要领。她们的发言，常使中方会议主持陷于无法概括的困境。方方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中，将中国女作家这种不凡的能力，归结为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的政治环境的锻炼和造就，很有道理，但更到位地说，这种差别，是由中日两国女作家不同的性别特征、及其制约于背后的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造成的。与东瀛女作家处在一起，中国女作家的“雄性化”是很明显的。
中日两个“方阵”对垒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中方犹如一排树，每一株独立成长，性格分明；日方则像一棵强劲的大树上伸出的许多枝干，彼此虽有差别，更有一种统一的特征，由此显示着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背景与日本单一的文化风土。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体现在研讨会的整个过程中。会议结束时，中国的“方阵”已溃不成军——特立独行的中方巾帼英雄从会议第一天起就开始撒鸭子，此时仅剩两三人，日本的“方阵”依然整齐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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