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月生活费开销很大。如1940年秋，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大米三十余元一斗，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以及一个用人共三个人，一月吃米一斗五，加上油盐菜柴，生活费要月二百元；冬天，怕冷的陈独秀迁到江津城过冬，大米七十元一斗，生活费要月三百元。到了1941年秋，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生活费要月三百元，冬天到城里要多一二倍，月花销六百元。
陈独秀晚年生活来源，大致有四种：
一是“北大同学会”（或“北大”）的每月三百元。这是陈独秀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基本生活保障，若不能按时收到，其生活不堪设想。因此，在一次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钱后，陈独秀十分焦急，给昔日的同事蒋孟麟写了信。二是文章稿费。出狱后，陈独秀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获得一些稿费；国民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预付《小学识字课本》稿费二万元。三是演讲课酬。出狱后，陈独秀在武汉大学、重庆、江津一些单位，演讲抗日问题，获得一点稿费。四是朋友的救济。其中，出狱后才认识的杨鹏升在1939年至1942年5月他去世前，救济他的最多，如1940年初救济三百元、1941年3月救济一千元等（杨鹏升早年崇拜陈独秀，他以个人友谊资助陈独秀，不是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此外，刘辅承在陈独秀入川时资助五百元、晋先生1939年－1942年4月，先后资助陈独秀二千二百元，包惠僧和段锡朋等北大同学在1942年5月陈独秀病危时送三百元等。
蒋孟麟在《新潮》一文里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要“维持”（资助）陈独秀的观点，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反对共产党，所以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事实上，陈独秀生前没有要蒋介石的钱。如他在1938年退还国民党特务任卓宣二百元；再如1941年3月15日，请郑学稼退还张国焘五千元（此款先由朱家骅送陈独秀，遭拒绝后，转请张国焘送）。至于陈独秀死后，蒋介石送钱葬他（蒋介石、朱家骅各送五千元），是北大同学会经手操办，已由不得陈独秀本人了。
舒芜先生在《炎黄春秋》（2001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根据蒋孟麟的《新潮》里的观点，是“北大”而不是“北京大学同学会”每月给陈独秀三百元；吴孟明先生在《炎黄春秋》（2001年第十期）上发表文章《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不同意舒芜先生意见，他根据陈松年给南京《周末》报的亲笔信以及吴孟明先生自己的了解，说明是“北大同学会”而不是“北大”每月资助陈独秀三百元。舒芜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撰文，举出陈独秀1941年8月6日给杨鹏升的信、何之瑜1948年1月7日给胡适的信，以他们都提“北大”而不是提“北大同学会”作旁例，说：“我也不能相信陈独秀和何之瑜都会把‘北京大学同学会’简称为‘北大’”。
我以为，资助陈独秀的月三百元，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出面经办。具体经办人，则先是罗汉，后是何之瑜（1939年下半年罗汉去世后）。为了照顾陈，北大同学会委托在江津九中教书的何之瑜就近照顾他。蒋孟麟在《新潮》一文中说：“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陈独秀）的一封信……”说明蒋孟麟和陈独秀此时没有多少往来（陈独秀1932年被捕后，蒋孟麟去南京狱中看过他），也说明不是北大校方直接经办照顾陈独秀的事。至于钱是北大的根据，除了种种信中提法外，还因为“北大同学会”不是经济实体，无经济能力保障每月付给陈独秀三百元；而且，如果是“北大同学会”资助陈独秀，在没有收到钱后，陈独秀也无理由给北大负责人蒋孟麟去信；此外，陈独秀曾在1941年因为报答北大的资助，将自己的油印书稿《连语类编》送给北大，而不是送给北大同学会。
正因为资助陈独秀的钱是北大的，同时又是北大同学会经手的，所以，当事人何之瑜有时候提“北大”，有时候提“北大同学会经手”，如1942年12月6日，何之瑜写《〈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就提到陈独秀病逝前后的医药费和殡仪费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这里，何之瑜提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不是偶然的说法。对于陈独秀来说，“北大同学会”和“北大”是一样的，都是他感恩的对象，是没有区别的。也正因为何之瑜、陈独秀有时候不区别北大和北大同学会，陈松年在给南京《周末》报的亲笔信中，也未作区别，就很自然了。
当然，国民党政府不反对北大资助陈独秀也是事实。但政府“维持”陈独秀的目的和北大资助陈独秀的目的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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