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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英国前MI6间谍里查德·汤姆林森与俄罗斯间谍机构达成协议，将出版他的间谍生涯回忆录，这一行为受到了MI6的强烈反对和指责。那么汤姆林森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究竟他与MI6之间有何过节？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来探个究竟……
哈，原来骗人这么容易，我这间谍第一考就此通过了。
第一天训练，教官乔纳森和尼克晚上八点把我们九个学员带到MI6帕茨茅斯的训练处，并交代了任务示范了方法，然后布置作业——进入该市大南海街的一个酒吧，要求我们每个人随便接近几个男女顾客，并不动声地搞清他们的姓名、住址、身份或护照号码。
我顺利地混进一群顾客中同他们打起牌来，忽然瞥见两个年轻姑娘走了进来，一个漂亮一个太胖，我立刻迎了上去，迅速进入角色：“你们好，我是一艘游艇的船长，从苏格兰开往切尔堡，可惜原来的助手生病了，我想在这里另外找个帮手；你们认识什么朋友会对这有兴趣？”她们回答说自己是护士，有过航海经历，很想一试。
于是，我详细问了她们的姓名、住址，并以必须到海关获得批准为名，打听她们的身份证号码，她们立即打电话给同宿舍女友，问清后又告诉了我。我要她们两天后等我的电话，就告别了。哈，原来骗人这么容易，我这间谍第一考就此通过了。
在归来的车上，我的脑中掠过一丝歉意，这两个女孩要空等根本不存在的机会了；但是我马上又自我安慰：我是在为大英帝国吹牛，值！
当然，这只是个小小开头。在MI6蒙克顿港训练营里，花头可是多得很。它坐落在戈斯帕特半岛上，只有跨过一座引桥才能接近它的厚墙，内含打靶场、体育馆、摄影棚、技术实习车间、实验室、大小课堂等。从那儿我得知，在美国、俄罗斯、英国三大间谍网中，M l6人数最少，约2300多人。他们中真正战斗在全球各地情报工作第一线的仅350余人，分别驻在50个海外情报站里，受着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分站负责人领导，因此任务特别繁重，训练要求也特别高。我作为此中一员，当然深知工作的分量。
我们第一线情报员的“产品”被简称为CX。它们被分成五级。一星级情报仅供MI6秘书们记录在案，二星级开始才供头头们分析阅读，四星级以上选送到外交部、国防部，以及相关官员、决策者，有的也分送相关大公司。
为了得到更多五星级的情报，MI6总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最先进的设备和经验。比如，教会我们如何利用各种活动作掩护，去获取卧底人员提供的情报；如何放置给敌后我方情报人员的情报等。有一次，教官要我们把情报放在大旅馆的抽水马桶的水箱里。为了窃取敌方海军各种机密，MI6还发明了微型潜艇，只有两辆轿车那么大。
我们每个人还都配备了一种高科技“隐身笔”，写出来的字别人看不见，但是同伴只要使用一种特殊墨水马上就可以读出。与一般同类笔相比，这种笔还有一种独特功能，那就是它能够定向。我们每个人还拥有一台可以随身携带藏在隐蔽部位的微型录音机，悄悄打开后就可以把对方的话录下来，并且在敌方干扰时通过微型电脑把所有信息全部保存下来。
但是有些考试是事先不通知的。比如有一次我在意大利乘坐飞机，突然有一位漂亮姑娘在我身旁坐下，自我介绍说她名叫吕贝卡，并且同我聊家常，还细细问我的学历。本着特工人员的高度警惕，我马上编了一套谎活：“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正在写一篇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和意大利对待城市重建的不同态度问题。因此如今想到罗马去找一些资料。”想不到，几天后MI6一位考官告诉我，我的考试通过了，考题是“伪造身份”。
我最辉煌的业绩是策反俄罗斯空军上校希马科夫
我曾经在英国战略利益所在的全球各地执行过任务，最出色一次是在俄罗斯，我从一个缝纫机盒子里取回了好多导弹机密。
1992年6月某日早晨，一位从前陆军部队里名叫莱曼的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参加莫斯科马拉松的时候，在终点线附近有一个会说英语的俄罗人声称，自己是个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的上校军官希马科夫。希马科夫上校曾多次抱怨自己工资低，生活差，而且表示十分羡慕英国的生活方式。“他说他想去英国看看牛津和剑桥。但是我想他的意思是他想叛逃到英国去。”我回答说：“好吧！让我们先了解了解，他是否有使用价值。M l6只接受能提供四星级或五星级材料的人，有好几个前苏联集团的人已经被我们的领导拒绝了。”
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英国，希马科夫上校才更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他一直在苏联远东堪察加洲际导弹试验场，是负责飞行测试的工程师。40多岁时，他被强制退休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他只好带着妻子和8岁女儿搬到了莫斯科寓所居住。退休金不够用，女儿又得了气管炎。一天他的汽车又被人偷了四个轮子，他气坏了，下决心到英国去。于是他开始到处找英国人……
当然他也提出了为我们服务的条件，一套不错的乡间别墅，要带有开满鲜花的花园。同时给予10万美元的报酬和一辆福特汽车。他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汽车杂志，指了指其中一辆令人心仪的汽车照片。
我们按照他的条件去办了。几个星期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就飞过来和他相聚了。当然，希马科夫也不负所托，他为我们提供了俄罗斯导弹部队新战略指挥中心的位置。
但是，希马科夫说他还有更多的情报。在他的丈母娘家里的缝纫机盒里，还藏着一本笔记本，里面详细记载了前苏联在1987年末到1990年初在堪察加半岛试射的每一枚战略导弹的飞行痕迹，比如，每一次导弹发射的射程，技术上的优缺点，完成原定计划的程度以及继续改进的措施等。希马科夫还偷偷地在几本练习本上记录了导弹的编号。
5个月后，我参加了新俄罗斯的第一次贸易洽谈。地点就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市饭店。希马科夫明确告诉我去的方法，乘地铁然后乘公交车到泽寥诺格勒，在汽车站再换乘当地的公交车到最后一站，就是他丈母娘的家。泽寥诺格勒是莫斯科最贫穷的地区。我大清早就出发，折腾到下午才到了他丈母娘的家。
我在希马科夫丈母娘的门前停住，轻轻地敲门，没人回应。我又敲，敲得更急，还是没有人回应。我心头一沉，不会没赶上时候，正好车扌东了个他丈母娘不在的时候？我使劲地再敲，这回终于有了个妇女声音回答。
她的俄语很可能是方言，至少是我没学过的俄语。但我还是揣摩着回答说，我是阿历克斯，你女儿、女婿的朋友，他们要我带封信给你。为防她不懂，我连说了三遍，说第三遍时，门闩拉开了，伸出一双皱巴巴的手，我把希马科夫的信放在这只手上，很快手缩进去，把门又给关上了。五分钟后，门又开启，一位老妇人向我打招呼，把我迎进了屋。在那个角落，我看到了一个缝纫机盒，如果没错的话，里面仍然有两本蓝色的练习簿。我迅速打开浏览了一遍，里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数字。我把它们放进我的一个几乎塞满的纸板箱里。
拿到情报的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约定在经济博物馆和大使馆的经济秘书见面，时间是11点30分，说是要提供西欧投资的信息。几分钟后，我出发了，手里满是关于俄罗斯商机介绍的小册子，但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几本蓝色小簿子。
绿灯没有闪，闪的是红灯。他们对我说，你的名字已经从MI6中删除了
1995年4月24日，我一如平常，到MI6总部上班。在入口处，我习惯地插入密码卡，输入密码，等待着我再熟悉不过的绿灯闪烁。但是，绿灯没有闪，闪的是红灯。我很奇怪，再试一次，还是红灯。我又第三次试，这时警报灯拉响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卫兵冲出来。我向他们做了解释，他们在电脑上做了检查，然后对我说，对不起，你的名字已经从M l6中删除了。我一下子傻了眼，在我的要求下，我见到了人事部负责我的长官达霍夫（化名），他冷冰冰地对我说：“你应该明白，你必须改正你的错误，才能留在这里。但事实上，你没有，所以你被开除了。”这简直是个荒谬的说法，我完成的每一件任务都很出色。我立刻还击道，但是达霍夫没有再理睬我，只是说几天后会再找我的。
几天后，我接到了人事部主管胡柏的电话，说是要和我谈谈。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开门见山地要求他提出我被解雇的原因。胡柏说：“我想MI6不需要理由来解雇雇员。”我咆哮道：“但是，英国的法律要求你必须给出解雇的理由。”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胡柏被逼得没法，只能推卸说我缺乏对MI6的忠诚。但是，那绝对是谎话，如果我缺乏忠诚，为什么他们会每一次把重要的任务都交给我呢。我感到了愤怒，因为我明白我是无故被解雇的。在此后，我曾经上诉劳工法庭，但是，MI6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使用公共利益豁免权取消了我的上诉。
一位调职离开M l6的官员在我败诉后，对我说，人事部门很明显的判断错误，但是，他们即使有错，也不会承认，因为他们拉不下这个面子。在他的劝说下，我的思想有过松动，想找一份工作重新生活。但是，偶然一次我看到了MI6内部的报纸，说我是个破坏者，想借法庭来搞垮整个机构。我感到了一种愤怒，而且这张纸流传到我的四周好友后，他们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甚至说我是卑鄙的人。我无法忍受这种谣传的进一步传播，以及对我的影响。我放弃了寻找工作，我决定写书，通过媒体来警告MI6，同时也还我个清白。我深知这样做很危险，MI6是绝不允许有人谈他们内部的情况，哪怕是地毯的颜色。但我是逼得没法了，我带着我的便携式的电脑离开了英国，到了西班牙，开始我的写作。
MI6很快得知我的行踪，他们开始派人和我协商。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第一次会谈，他们给我看了我的档案，以及我的上司对我的评价。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我上司对我的良好评价没有了，我的职员评估也变成了不合格……我愤怒地拒绝了进一步协商。MI6使出了最后一计，软硬兼施，一方面答应帮我安排高出MI6工资25％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威胁说，如果你不答应，你和你的家人将一辈子受到不停的骚扰，而且我们还将拘留你。在他们的胁迫下，我只能顺从，违心地在他们设计好的合同上签了字。当时，我想如果工作不错，也就算了。但是，我第一天去新公司报到时，才知实际情况是工资比在M l6少25％，我感到自己被愚弄了，这也使我希望同MI6协商的最后一点幻想破灭了。我重新写书，这次是逃到澳大利亚去写。在那里，我把书的大纲给了一位出版商，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MI6很快查获了我发给出版商的电子邮件，就在我回英国看望孩子时，我被捕了。
在牢狱中，一呆就是一年。1998年5月1日，我获得了假释。但是MI6似乎想跟我没完没了，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窃听电话、跟踪我的电子邮件只能说是雕虫小技。一次，我出去散步，不经意发现头顶上有一架直升机不停地盘旋。我走到哪，直升机就到哪。我想我值得那样优待吗？
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逃出英国，来到了新西兰，因为我出生在那里，所以我知道那里的言论很自由。但是，我忘了一点，MI6与新西兰安全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我无法在那里出书。更糟的是，在MI6的指使下，该安全部突然对我住所进行袭击，查出了我存储书稿的磁盘，但庆幸的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打开密码。而且，我还有很多拷贝。
新西兰是呆不下去了，我又辗转去澳大利亚、美国。但是，MI6捷足先登，首先告知当地的情报部门，以非法移民为由，把我驱逐出境。
我只能折回欧洲，来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后又辗转到了日内瓦。在那驻足没几天，当地的警方就召见了我。很显然，MI6又早了一步。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接待我的茹尔丹警官说，汤姆先生，你不会被捕的。他给我MI6的传真，对我说，他们从我踏入这片国土已经在密切监视我了。但是，几天的监视结果是我不会给他们带来威胁。茹尔丹说，希望我能与他们合作，告知他们MI6在瑞士干的一些非法活动。这让我很犹豫，但是，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这样我可以得到在瑞士的居留权，以及一份工作。在以后的几天，我和茹尔丹合作得很愉快，为了表示感谢，他们还把我送到了阿尔卑斯山脉去滑雪度假。
MI6显然不甘心，几天后，在美国的一家右翼网站，公开了一份MI6115名间谍的名单，我马上被列为第一怀疑对象。但我没有做过，我很清楚这是MI6使出的一计谋。国防大臣库克公开向媒体说，这份名单是一次大泄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就指责我是作者。此事一经传开，媒体哗然，如果说在名单被泄露前不少报纸还同情我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则一致矛头对着我骂道，我是个卖国贼。我的声誉被破坏到了极点。而这正是MI6公布这份名单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所受损失很小。我无法辨认名单上所有的名字，但就我认识的名字中，都是已经退休或调职和我一样被解雇的员工。
无论怎么说，我只能离开瑞士。此后，我去了德国、法国，那里的谍报部门都希望与我合作，但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做的就是早日完成书稿……
如今，汤姆林森流亡在意大利，在那他完成了书稿。汤姆林森表示，他非常感谢俄罗斯给他言论自由，支持他的书出版。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也对汤姆林森表示了同情，首先在国内披露了这本书的部分摘要。汤姆林森说，我最想要的是把MI6推上法庭，还我清白。当然，我还将从这次出版得到的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捐赠给慈善基金，帮助那些失业的人们。
（摘自《海上文坛》，2001年11月号，冯家哲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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