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具有实验性质的戏剧演出风格各异，引起了中外观众的广泛兴趣。其中完全用音乐和肢体语言来演绎对人生、对命运思考的演出，如日本大阪的《郁》、韩国著名舞蹈家洪信子的《微笑女人》和台湾的《给下一个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颇引人注目；但是真正打动观众的则是三部反思战争的戏剧。它们是来自中国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纪念碑》，日本日中演剧交流话剧人社的《一朵小小的花》和《阿进的故事》。这三部戏剧都涉及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激发起我们思考关于人性，以及残酷战争的本质。
《纪念碑》的剧本出自加拿大青年女作家考琳·魏格纳之手，中国实验话剧院的查明哲导演。深受战争之苦的女人梅加，有条件地救出了被判死刑的敌方年轻士兵斯考特，迫使他找到了被其奸杀的女儿和另外二十二具姑娘的尸体，并用她们建立起揭露战争真相的纪念碑。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戏剧，它不仅揭露了战争的罪恶，还探讨了人性的问题。罪犯斯考特从戏的一开始就面临选择，是被电椅处死还是跟梅加回家。他选择了生，但是，梅加把他当作狗一样地对待，她折磨他、伤害他，甚至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目的就是要他说出真相。当斯考特被梅加逼着挖出埋在树林子里二十多具姑娘的尸体的时候，许多观众的眼睛潮湿了，这些美丽而又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蹂躏、被毁灭了，她们是残酷战争和人类兽性的牺牲品。当梅加质问杀害她女儿的刽子手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这位士兵答道，他也喜欢她的女儿，那个有着母鹿一样水汪汪眼睛的姑娘，但是，如果他不把她杀死，那么他自己就要被杀，因为这是命令。看得出他的良心在受着煎熬，他经常处在一种难以控制的歇斯底里状态中。他千方百计企图为自己遮掩为自己开脱，又时不时地被愤怒的梅加穷追不舍，这使两个人物的对立关系发展到了极至。当梅加最后面对斯考特向她提出的选择，即杀死凶手为女儿和其他姑娘复仇，还是原谅他、宽恕他的时候，轮到梅加犯难了。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它也同样提供给观众，让观众去进行选择和思考。
查明哲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他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段，从而达到了鲜明而又含蓄，深沉而有力量的导演风格。全剧始终是处在一种半明半暗的舞台灯光中，它让人感觉到，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它还是沉重地压迫在人们的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让人不能释怀。舞台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被战火烧焦过的灰色的泥土，一缕缕的烟从泥土下面冒了出来。舞台后面是一所木头小屋，摇摇欲坠，还有那烧焦的黑呼呼的木头，与整个戏的基调十分吻合。观众还被导演大胆地使用真人大小的女尸所震惊，因为这些似真非真的道具的出现，强烈地显示出战争的残酷性，当它们被斯考特一具一具从泥土里拉出来的时候，激起观众深深的同情和思索。斯考特到底该不该杀，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戏的最后，查明哲导演独树一帜地将女性的睡裙、婚纱和连衣裙一件接一件地高高竖起，构筑成一座独特的纪念碑，所有的衣裙全都是白色的，它们在半空中飘逸着，象征着那一群不该被忘却的死难女性，那群纯洁、柔弱而又平凡、无辜的姑娘，这一个纪念碑的耸立，让观众的感情一下子得到了升华，也让这出戏得到了提升。
《一朵小小花》是由沟口贵子一个人表演的独角戏。在简洁空旷的舞台上，踉踉跄跄走来了一个身着巡礼白衣，脚穿草鞋，裹着白绑腿，手戴白手背套，头顶斗笠的老妪，只见她见庙就进见佛就拜，神情虔诚而凄苦。观众意识到这是一个倍受命运打击的孤寡女人。整个戏是她的独白，茫茫荒野之中，她向观众倾诉了她的悲惨故事：她曾在中国的东北和丈夫、一对年幼的儿女一起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军不顾日本侨民的死活，自己撤军逃回日本，这才使她认识到“原来一家四口得以生计的那块土地，竟是早先中国人耕用的土地，是我们抢占了人家的地方！”苏联军队进攻东北后，丈夫被抓到西伯利亚，杳无音信。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收容所里苦苦挣扎，为了给儿子治病，她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给了一个姓李的中国人，但是儿子还是没能救活。5岁的女儿唱着童谣“一朵小小的花”去了李家，没有回头看妈妈。这使这位不幸的母亲痛苦万分，她意识到她在抛弃了女儿的同时，女儿也抛弃了妈妈。几十年后，这位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专程来日本寻找妈妈的女儿，她还是唱着那首童谣“一朵小小的花”，然而，母亲没有勇气去相认，她悲呼道：“扔了你的时候，我这个作母亲的就已经死了！丢了祖国、丢了亲人、丢了一切的我！去吧，回到你的祖国——中国去！活下去！在那广阔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去！”她将一个人在拜佛巡礼的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倒下为止。
观众被这个母亲的遭遇深深打动了，被沟口贵子精湛细腻的演技深深打动了，就象看《纪念碑》中那个饱受折磨的母亲那样的被感动。《一朵小小的花》和《纪念碑》都刻画了一位母亲对死难亲人的哀痛，对战争的憎恨和对和平的渴望，都具有令人心碎的震撼力。但《一朵小小的花》中的母亲不像《纪念碑》中的母亲那样是一个复仇女神，她是顺从了命运，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战争带给她这个无辜的弱女子的灾难，将与亲人团聚寄托在来世。从编剧角度看，这出剧只是在叙说一个故事，没有人物冲突，没有一触即发的事件，但是编剧宫本研却抓住了这位饱经战争沧桑的母亲内心深处最最伤痛最敏感的一角，通过对往事的回忆，细致、深刻展示出她的心路历程，面对那个突然出现在电视银屏上的女儿，她那微妙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被揭示得极其真实自然。当她在孤独和绝望中挣扎了几十年后，突然又可以把失去的女儿找回来的时候，她却最终放弃了。这是一种怎样痛彻心肺的情感，在她看来，人死了，不能复活，当她把女儿从自己的手里递给那个姓李的中国人时，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就已经死去了，即便是长大的女儿能够原谅她，她却不能原谅自己。我们感受到，那一份强烈的痛、那一种难以传递的母爱和思念之情，通过演员的语言动作、形体动作和眼神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出来。观众获得了最强的临场感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思索。导演稻冈正顺在假定性的舞台上，不仅用舞台调度、动作和充满诗意的提炼，激发起观众的联想，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而且还运用了日本传统戏剧中的“净琉璃”表演手段，当人物说到伤心处悲从中来时，用以强化哭腔和悲剧感。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可贵的。
《阿进的故事》通过少男阿进给同学、少女清子过四次生日，描写了战争和广岛原子弹给原本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孩子所带来的痛苦和阴影。导演铃木龙男运用面具，以及舞台上同一时空的配器者在剧中的穿场，轮换扮演老师、清子妈妈、美国兵等不同角色，以及四次送花的不同样式，使整个演出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对于这出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观众对象的戏剧来说是成功的，具有寓教于乐作用的。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给自己本国的人民带来了不幸。这正如《一朵小小的花》那位母亲所说的，“日本这个国家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结的苦果要我们吃，烂摊子要我们收拾，还不清的债要我们用血肉来赔偿！”这番引人深思的话，是对战争的控诉，也是对那段历史的反省。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中日两国戏剧家用自己不同的艺术形式，呼唤出这一共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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