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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伊斯最后一部“天书”《为芬尼根的守灵》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好玩的句子，“庞德双下巴里蹦出来的中国话？”这个句子不惟暗指庞德一生对中国经典赓续不绝的翻译，亦透出乔氏本人和T.S.艾略特等作家对东方宗教、文化的兴趣。不过，与早期诗作富含中国诗歌碎片的庞德不同，乔氏早期作品鲜有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痕迹，即便撰《尤利西斯》期间亦大体如此。庞德的《诗章》由神话、历史和自传等的碎片拼合创作而成。《守灵》亦取此法，不过远为驳杂、变化多端。它取用数十种语言或方言的词语，涉及世界不少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谣曲、歌剧等艺术作品，拼合出一个讲述世界历史文化的怪异文本。这正是乔伊斯撰此书的目的。语言的碎片宛如音符，较之完整的句子更具流动性，更具变动不居的特质，因而更便于乔氏表达一种历史观，这在西方是维科的历史循环论，在东方则有佛教的轮回说。在《守灵》里，时间与地点由语言碎片表达，时间、地点、民族历史、事件的频繁转换或交叉，皆用语言碎片的缀连叠合完成。这样怪异的文本富于破坏力：它可以冲击英国小说以相对规范的标准英语为主的写作模式，同时对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极具破坏性，使得操任何一种语言（首先是以英语为母语者）的读者读它皆感异常困难。然而在这种类乎原子弹的破坏力背面，在一种过分陌生化与混乱的文本背后，《守灵》却可能藏伏着一种语言或声音的意识形态：它以极端的文本方式试图诙复那些因交流与言说的能力被一种帝国语言（标准英语）所压制的声音。
在纷乱的语言碎片中，亚洲语言使用最多者，是汉语和日语。我还觉得中国历史文化碎片使用的频率高于日本。但纵使汉语、日语这样公认的文化内蕴丰富的“大”语种，在《守灵》中若想寻到一个完整句，几乎是不可能。乔氏的意图明显不过：让语言更具动感，让事件流动，让人物流动，让历史流动，让历史与现实互动。他试图藉此消除历史与现实的界线。其基本手法，是将多种语言的声音片断杂揉混合，用马赛克式手法粘贴缀合，仿佛用碎片粘贴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其结果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守灵》不啻是一部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作品，亦如理·艾尔曼所说：“词中有词，人中有人，事件中有事件”。
在《守灵》里，乔伊斯对中国历史的注意似乎未曾越过孔子以及他的时代。比孔子略早的思想家，他还提到老子，而《守灵》的首页却以《旧约·创世纪》“夏娃和亚当”开篇。《守灵》里关涉中国历史文化之处，据我统计，大致有119处；虽长短不一，但多系片语只言，甚至不能独立构成完整意义。其中出现最多者，乃是孔子及其弟子事迹。其中部分材料，显然取自《五经》《四书》。如著名“苛政猛于虎”的典故，出自《五经》中的《礼记·檀弓》。乔氏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资源，极有可能是理雅各（JamesLegge，1814－1897）在王韬佐助下完成的以《中国经典》为总名的英译本。
《守灵》里最晚近的中国历史事件则是抗日战争。乔伊斯常以玩笑口吻戏说历史，如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革命与德语的手绢组合成一个多语双关（“But，why this hankowchaf and Whence this second tone，son－et－sun？He had the cowtawn his buxers flay of face.”FW：89－90），使它们发生关联的第一要素是声音，利用谐音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地“汉口”与手绢叠合，紧接着出现“国父”孙中山，再通过多语双关点出他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之地位（“太阳之子”，孙中山的拼音与英语“太阳之子”含混相似），甚至将孙中山发动倒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由亦暗暗点出，因为孙仿佛牢记1900年屈辱的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叩头”、“义和团‘buxers’”）。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样于谈笑间迅速闪现。再往下读，则会发现乔氏将爱尔兰和英国的历史搀入其中。在戏说历史的背后，同样藏伏着维柯的历史循环论，虽然它未必真是许多人认为的是乔伊斯本人的历史观，但它至少在结构小说上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对于西人而言，要弄清朝代更替频繁的中国历史难如上青天，乔伊斯亦不例外。因此，除开与孔子有关的故事，乔氏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只能是取用几位开国皇帝或乱世“英杰”：有明太祖朱元璋，隋末割据者宇文化及，清末民初的孙中山等。在“铁公爵”威灵顿与拿破仑的混乱厮杀中，夹杂着日本人从海上偷袭中国的历史镜头，同时夹杂着爱（尔兰）岛宗教政治纷争。透过乔伊斯那种戏噱声腔，阅者仍能依稀窥察他对这个东方古国不幸遭遇的一份认同，一份正义与侧隐，这其实同他对文明悠久的西方小国爱尔兰同样屈辱的近代历史之耿耿于怀明显有关。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守灵》全书不断汩汩流动。除开这个巧合，书中在乔氏安排下的“巧合”还不少。就中国部分而言，孔子时代发生饥荒，洪水冲走孔子先父母墓旁土堆，此时的声音碎片依稀能辨出爱尔兰的基尔代尔郡以及饥荒之后的遍地蚂蚁（FW：57），这在饥荒频频的爱尔兰历史上当为哀鸿之惨景，其中尤应包括令爱尔兰人对英国统治者仇恨不已的马铃薯大饥荒（1845－49年），就在两国荒年夺走无数生命之际，文本里又响起“Tsin tsintsintsin！”（FW：57）的声音。这个声音中国人并不陌生，这应该是汉语的“请”字，仿佛一群官员满面红光、相互劝酒的吃喝。于是在饿殍遍野的画面上叠现出觥筹交错的画面。且这个声音或其变形在小说中数度响起，不仅在上文饥荒附近，且在十数页之后亦可零星听到。在乔氏戏噱一面之后，我们还是看到沉重的历史，连他对中国的一点同情也多少能从这重叠的画面里窥见。
与此同时，空中响起隆隆雷鸣，这是从挪威山脉传来。雷声越过高山，划过平原，它不惟在《守灵》首页轰隆隆响起，且在整个《守灵》中此起彼伏，遥相呼应。雷鸣声翻滚过世界屋脊中国的喜马拉雅山，越过中国的汉朝，以及骁勇好战的匈奴人的头顶，亦令人联想到汉朝同匈奴的经年征战，雷声还翻越过孙中山和威灵顿公爵的头顶。雷声同样隆隆穿越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如同前面讨论的饥荒声音一样，空间与时间的巨大差异就这样被消解，中国、日本、缅甸、印度、欧洲诸多国家与地区、美洲，世界其他地区在声音中联接为一整体。
中华文明、中国古代文化在《十三经》里多能找到。从较小范围来说，欲了解古代中国文化的诸方面：如政治、历史、哲学、宗教、伦理、军事、经济、文学，《五经》《四书》乃不可或缺之典籍。在乔伊斯的《守灵》里，可以读到孟子的人性善，写《中庸》的子思。
《守灵》还再现青年孔子习古琴之场面；记录了齐相晏婴嘲笑孔子，斥他连上下楼这样的琐事竟也讲究繁琐礼节。孔子生平及其父母情形其实在中国古籍里亦鲜有记载，《守灵》里却录有孔子额头生有一个包的趣闻，不知乔伊斯是看夫子画像，还是语出有典？《守灵》说孔子母亲在他出生前向神祈祷，祈祷之处泰山遥遥可见。除去《五经》《四书》的理雅各英译本，乔伊斯应当还看过有关孔子的其他材料，如《孔子故事》一类。
从《守灵》所使用的关涉中国历史文化的材料看，乔伊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不算丰富。乔氏的中国历史知识不敌庞德，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了解亦不如庞氏。《守灵》里不曾使用《五经》《四书》里的《诗经》、《论语》、《尚书》等重要典籍，虽然构成乔氏这方面知识资源之主体，当为《五经》、《四书》，添上一、二册英文或法文的中国通史或简史，另加一本《孔子的故事》。
乔伊斯在写作《守灵》时的主要兴趣，我以为不在儒教，而在孔子的逸事，因为乔氏将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不在线形发展的中国历史概貌，而是以戏噱的笔调嵌入若干中国历史上发生影响的人物；不在是否相对完整地记录一点中国历史文化，而在一鳞半爪跳跃式展现世界格局下种种民族不同或相似的历史与情感。至于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由于书中所提皆系头等大事，一个欧洲人只需翻阅报刊，便不难捡拾这点知识。所以，从《守灵》里的中国历史文化成分我们看到，乔氏用力最多者，并不在对中国了解多少，而是如何将有限的知识鳞鳞爪爪编织到他讲述世界历史的艺术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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