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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札记体精神

2002-01-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张国功 我有话说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清代“学者社会之状况”时写道,“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他以顾炎武“一年仅能得十余条”、呕心沥血三十余年编次而成、“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一书为例说:“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极满意之资料,不肯勒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梁先生列出清代此类札记“最可观者”有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卢文弓召《钟山札记》、臧林《经义杂记》、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梁玉绳《瞥记》、俞正燮《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王鸣盛《蛾术编》、汪中《知新记》等。他还特意指出:“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材料性质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有已成为精制品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此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所创获者,颇恃此。”世人印象中大多只知道梁先生写文章洋洋洒洒天马行空,而不知他对札记体这种“琐屑”文字如此心仪认同、推崇备至。以笔者读书的寡陋,知道除梁先生所胪列的之外,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沈曾植《海日楼丛札》及黄丕烈的大量题跋等,也都是这类札记体的珠玑文字,凝聚着一代学者的见识与心血。

近读夏中义先生新著《九谒先哲书》,其认为由梁启超开创的现代学统大体可分为“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四个相辅相成的层次,而“朴学文体”则是“学统之相,人文学术成果之品位、分量或魅力,最终得借文体来凝聚并呈示。”夏先生接过梁先生的话题,将札记文体提高到此种认识程度,在今天这个文字垃圾泛滥成灾的时代,真可谓空谷足音、拔俗超群。梁启超在上述文中曾情不自禁地叹息说札记“而今亡矣!”到了今天,札记这种缩水干货式的文字,更是被铺天盖地的文字飘浮物堆积覆盖得无处生存难觅影踪,真正盘点起来只是在一些学人长者的个别著述如王元化《思辨随笔》等中,我们才依稀可以窥见这种优良传统的魅力,而好大求全的时风中,学者教授们所擅长及喜欢的,大多是创建林林总总的理论体系,发明成千上万的概念。在这类文字中可能什么都有,却就是没有真知灼见。

就这点来说,有些旧年老辈学人对札记体文字的喜爱与呵护,实在可以作为今天的某种参照。海内通儒硕彦钱钟书先生,学问海涵地负,超拔古今,“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是发表此类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郑朝宗《但开风气不为师》)。从通观宋元明清至20世纪末诗人诗话的《谈艺录》,到纵论钩沉上古典籍的《管锥编》,钱先生采用的都是“锥指管窥”、左右逢源的札记体,以数千则繁杂而具体的札记在汪洋的文化大海中沿波讨源披沙拣金。在《管锥编》的序言中,他甚至谦逊地认为自己的文字“或庶比木屑竹头尔”;论述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钱先生希望:“拾穗靡遗,扫叶都尽,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不耻支离”、贴近现象而力戒空疏,是钱先生一生学术文化活动的基本原则,因此他终生对声称可以穷极现象界的理论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怀疑,“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国画与中国诗》)。近年来,在酷评之风的影响下,年轻学人对钱先生多有指责,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钱先生一生孜孜问学,却只留下一大堆“半成品”,而没有成为出类拔萃的思想家,这实是中国学者的“悲哀”。年轻学人们不知道的是,“伟大的半成品”,这是钱先生将中国“博征其材,约守其例”的札记体传统的延续与发扬。对钱先生这种深沉的追求无所深知而强作聒噪之音,才真正是时下浮躁学界的莫大悲哀。作为老朋友的郑朝宗先生在同一文章中说:“他们不知道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钟书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结果遭到了拒绝。他说过,那种书‘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同样是钱先生老朋友的柯灵先生在流传甚广的《促膝闲话钟书君》一文中,对札记文体剖析得更是精到:“钱氏以最经济曼妙的文字,凝取长年累月的心得,将浩浩如长江的古籍经典,点化评析、萃于一编,正是量体裁衣、称身惬意的形式,便于流传久远,嘉惠后人。”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一文中,也曾感叹说陈寅恪先生一生不写通论性的文字。还记得80年代,学贯中西的金克木先生以“辛竹”为笔名写“补白”,长不足千字,短不足数百字,成书时自谦地名之曰《燕口拾泥》,凡46篇,约5万余字。在后记中金先生说,这是70岁以后专门“学写短文章”,这样做并非“无意插柳”,而是刻意经营:“同样的文章,写短的比写长的难。”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将他积年所得的读书随笔《浪口村随笔》一编交给领导小组,“检讨者斥之曰:‘此落后至于三百年前之物也。’彼盖以《日知录》体裁如此,今不当效之耳。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书岂伊自为,亦承梦溪、容斋之绪也。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于愿足矣,即千万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矣。”(《法华读书记(一)序》,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如此看来,札记这种在顾颉刚先生看来是“终古而长存”,“不惜千万人斥我以落后亦甘受之”的文体,在粗暴反智的时代,人们多以“超越”古人的“气魄”目之为“落后”之封建旧物;而在新潮学风大行其道、以字数论“英雄”的今天,学人们则是趋新赶潮、好大喜功地视之为不屑、不值。札记注定了只是一种寂寞的存在。但是,寂寞之中札记却有着它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读书报》曾发表消息说,代表当今学界最高水平的数十位学者在《文史知识》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聚集一堂,呼吁学界要端正文风,大学者要敢于写小文章,写好小文章。历史学家龚书铎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写书比写论文容易,写论文又比写小文章容易。别以为小文章是小儿科,它要求深入浅出。三两千字的短文,往往是数十万字著作的凝炼,是数十年学术造诣与严谨学风的体现。”——这说的,不正是札记体文字的内在精髓么?

时下,学术文章“注水”、泡沫化倾向严重成了中国学界积重难返的问题之一。如果说要加以诊断的话,呼唤消亡了的札记体复活于世,呼唤“札记体精神”魂兮归来,庶几可以算是处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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