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生前的那几个月，是我同他联系比较频繁的时期，主要是为编辑《郊叟曝言》一事。去年正值先生“米寿”，应当出书志贺。当我拜访先生征询意见时，先生深表赞成，答应尽快交稿。可先生因病右手早已不能握笔写字，加之不能站立行走，我真担心先生一时编不好这本集子。先生知道我的用意，告我儿子和学生正在帮他整理和笔录。我说您从前不习惯自己口述由别人笔录，现在可以了吗？先生说现在已经习惯了，每次口述前腹稿都要过好几遍，因此讲出来后不需要什么修改了。这样做效率还是可以的。可先生事前要做多少工作啊！有时，我为了缓解先生的劳累，故意和先生聊一些其他的话题。有一次说到丁声树，先生盛赞丁先生为人和做学问如何好，我也把马学良先生生前告诉我的跟丁先生学习和工作中的一些趣事讲给先生听，还把杨向奎先生讲的张政火良与傅斯年之间的几段小事也讲给先生。先生不以为忤，还夸我肚子里有货。但说到张政火良先生，先生告我五几年给教授评级时，他认为有两个人当时就应该评为一级，一个是邵循正，一个就是张政火良。结果因为其他原因没能评上，他认为很不应该。还有一次说到陈寅恪先生，我又旧话重提，说您应该写一篇介绍您老师陈先生治学的文章。没想到先生却说：“我不能写，我已被老师逐出师门了，因为没能坚持老师教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这话时，我注意到先生是颇为自责的。但只要你认真读过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先生从年轻求学时起就追随陈寅恪先生，并努力学习陈先生的治学方法，用以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且颇为学界所称道。若不是解放后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先生早已成为陈氏学说的真正传人了呢。
话题最终还是要回到稿子上来。也就是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生便把编好的书稿交给我了。此时已是8月上旬，距昆明书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从审稿、发排、看校样，到图片设计，每一个环节都不敢耽搁而又要保证质量。其中，先生又有几次提出加放照片和增补几篇文章，我也都克服了一切困难，满足了先生的要求。虽然我那一时期总是加班加点，忙得两眼发花，但书总算如期出版了。
前不久，先生的儿子告诉我：“父亲生前最高兴的就是你给他赶出的这本书。特别是他要的300本书送来后，便忙着寄送给亲朋好友。我们哥俩一连好几天在家负责打包和去邮局寄发。住得近的，他便让我们亲自给送去。结果300本不够用，他又让我妹妹给您打电话再要100本。可惜，书还没送来，他就走了。但他走之前确实是很高兴。”
听到先生生前很高兴，而且这高兴还与我的工作有关，我感到很欣慰。只是，从此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和先生面对面聊天了，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好在先生的书俱在，让我们通过书和先生续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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