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教授从韦伯式问题与近代商人精神的角度切入议题，表明他的研究是对第二个韦伯命题进行正面回应。在这里，基本的问题是：以经济伦理为核心的近代商人精神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中，传统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关系构成了阐释问题的焦点。
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近代实业与近代资本主义是同一概念。但这是一个模糊概念。确切地讲，近代中国真正具有资本主义经济色彩的近代实业，主要是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工业，它包括两个层面或类型：一为洋务工业，一为民族工业。这两个层面或类型又因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模式而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马敏教授之所以选择近代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在我们看来是因为近代商人在近代中国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出身各异但成长迅猛，19世纪末其核心人物约有二百人左右，到民国初期已经发展成为约有五万余人的相当可观的社会利益集团；他们不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开启者，但却是创办近代实业的有生力量；他们与清朝政府尤其是洋务大吏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主张；他们具有爱国御侮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在资金、市场等方面对西方列强流露出一定的妥协性；他们关切民瘼，但在现实生活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民众；他们意识到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但又甘于在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缓冲地带立足、挣扎、发展。马敏考察了近代商人观念变迁的历史起点，对晚清重商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剖析近代中国商人的二重心理结构，探讨绅商名辨与谐应的社会观念变迁，梳理近代中国商人的法律意识和政治意识。马敏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主要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观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但其内涵远较二者更为复杂，既包括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经济伦理精神、法律精神、企业精神，也包括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重商主义精神等等，而且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差异。
在宏观研究近代中国商人精神的同时，马敏教授又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张謇、经元善、穆藕初这些近代儒商的经营理念进行了清厘，给人以纵横捭阖、写意与工笔两相协济的阅读美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禀承章开沅先生对张謇的开创性研究，马敏教授又有新的开拓。他分析了张謇的士商气质，并将其与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进行比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堪称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有关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及其实践，则是马敏教授的拓荒之举。他将国际博览会（旧译“万国赛会”）置于近代化的历史话语中予以解说，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博览事业予以勾勒，从而在一个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对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奠基人之一的角色进行了准确的定位。不惟如此，对国际博览会的发掘工作，将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新课题。这一课题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将推动近代史研究向纵深拓展。
回顾近50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不难发现，最有资格回应韦伯式问题的中国明清史学界，在数以百计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问题的论著中，对韦伯式问题基本没有顾及，只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作用？其他学者如杜维明、金耀基等人对韦伯式问题的正面回应，是近十余年的事情，而且是因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引发。不仅明清史学界缺乏有效的回应，而且近代史学界也声音微弱，只有杜恂诚等少数学者有所阐释。在这个意义上，马敏的新著显示了中国学者寻求与西方学术界积极对话的理念，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当然，马敏的新著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回应韦伯式问题的终结，尚有许多新的课题，诸如：近代中国商人如何调适传统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中国近代经济伦理的内涵有哪些，以及它们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如何？仍需要我们作出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进一步分析。
（陈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任放，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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