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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年代研究”的新开拓

2002-01-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李喜所 我有话说
所谓“关键年代研究”,就是抓住历史上影响全局的某一年,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探讨事变的原因、结果、影响及其在历史变迁中的地位等,让大家理解为什么经过这关键的一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变化。这种研究,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历史演进的关键部位,既符合历史发展过程中量变到质变、积累和飞跃的客观规律,又简便易行,可以较好地触摸到历史的本质,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近年来颇为流行。如被史学界普遍看好的《万历十五年》,通过这一年的研究,回答了明代为什么由盛转衰。前年,北京还召开了以1949年为题的学术研讨会,效果颇佳。一些悟性较好的学者,接连对1840、1900、1911、1919等重要年代加以研究,也都成果喜人。可见,“关键年代的研究”,是推进史学深入发展的令人看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值得高兴的是,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严昌洪教授又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他和许小青合著的《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是最好的代表。

在辛亥革命的编年史上,1903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东京中国留学界风潮迭起,革命思想迅速传播,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逐步确立,黄兴等人的反清军事活动也日见端倪;通过“拒俄”、“拒法”运动,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反清意识明显增强;新式知识分子的成批涌现,迅速形成有影响的新型知识群体,自由、民主、博爱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思想很快变为他们的新的价值取向;一些志在反清革命的小团体也在酝酿当中。甚至连一度反对革命的梁启超等人,也在揭露清廷的腐败,呼吁“大破坏”。1903年,孙中山经过多年努力的革命事业,已经浮出了水面,走向了前台。实事求是地讲,1903年为1905年革命高潮的到来和1911年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关键的一步。对1903年的重要性,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李新教授都有深刻的论述。《癸卯年万岁》一书以这一关键年代加以全面、深入地探讨,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进一步深化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通读全书,有两大鲜明特色:

其一、全书以关键年代的关键地域和关键人物为研究重心,牵一发而动全身。该书在解析1903年的时候,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决定这一年整体面貌的地区和重要人物,加以实事求是地深入解剖。作者一是对风云激荡的东京留学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活动,考察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1903年乃至辛亥革命的影响,有不少新观点,令人信服;二是对国内江浙地区,尤其是上海等地新知识群体的崛起及其投入革命队伍,作了入情入理的考察,甚至具体研究了几个新式学堂中学生的思想变化,可谓小中见大,使读者从广度和深度上对1903年的重要性有了更具体而深刻的认识;三是具体论述了邹容、陈天华、章太炎、杨毓麟在1903年的思想特点和革命活动,这虽然很难在高水平的研究基础上有较多的拓展,但将他们放在1903年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具体解剖,就给予了新的创意,让人眼界大开。客观地讲,该书在内容编排和具体论述上,是颇有新意的。

其二、突破了一般编年史的束缚,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增强了思想性。该书一开始,即从19世纪和20世纪转换的宏观角度,透析了1903年的时代意义和特殊地位,论述了20世纪到来时中国人的新的追求,展现出浓厚的理论色彩。在每一章的具体叙述中,几乎都抓住了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理性的分析评论。例如,关于“国民问题”的具体讨论和阐述,指明了国民理论在辛亥革命乃至近代思想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对国粹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主张的探讨,指明了传统文化与辛亥革命的内在联系;关于新型的民族国家理论内涵的详细考察,指明了资产阶级国家观念在当时的先进性和时代特征。其如“史学革命”、主权意识、自由平等、政治文化等,书中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总之,阅读该书,可以得到深刻的哲理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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