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研究任何理论问题，至少要把握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基本概念，这是理论的砖石基础。从基本概念入手，微观理论，便会判断准确，站稳根基；二是体系系统，这是理论的结构联系，立足体系系统，宏观理论，方可认识全面完整，避免片面性；三是特色创新，这是理论的灵魂核心，抓住特色创新，深观理论，才能认清继承与发展，力求接近科学。紧紧围绕这三个关键问题全面展开，就是这本《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优点。
以美国为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既年轻，又古老”。时间跨度80年，学派林立，论战不休，观点五花八门。倪世雄教授的新著，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简练的语言，明确归纳概括为“两次革命”（现实主义革命和行为主义革命）、三次论战（理论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和六个主要学派（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56万字的巨著，如此精确勾画，全貌便一目了然。新著前四章（第二、三、四、五章）通过介评三次论战和冷战后的论战，构建体系，使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完整面目，后四章（第六、七、八、九章）简明地、确切地界定了支撑美国国际关系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而书中的专门评论，则鲜明地凸显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色和不同学派的创新。新著不仅注意对每次论战的来龙去脉，每个学派的特点趋势、每个理论的内容看法，抓住重点要害，作科学的梳理和详尽的介评，而且都有一定的篇幅对不同学派、理论和论战进行分析、比较，不是一说了事，一带而过，停留在一般的介绍和描述上，而是突出特色，夹叙夹议，画龙点睛，指明要害。
倪世雄教授的新著告诉我们，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经多次论战，出现过近十个主要学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但其主要特色是“权力政治”。这同美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有密切联系。美国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起，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上帝赋予的“使命感”，使美国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这就是美国长期推行权力政治的根本原因。新著批评了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低估了权力政治的顽固性”。“从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到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又到克林顿主义，虽然形式各异，但权力政治的实质没有根本改变”（P269页）。我想今天在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及其最终形成的布什主义也仍会继承下去。作为如此国情和文化传统下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无不打上权力政治的烙印。新著明确指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被认为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概念之一，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国际政治甚至被称为‘权力政治’”（P204页）。只不过出现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定量结合分析的不同权力政治学派（P267页）。新著在谈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趋势时，“认为应把握三个侧重点：现实主义关于权力作用的分析，自由主义关于国内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分析和建构主义并于社会变化的分析”。但又着重指出：“可能会出现一种明显的汇合互补的趋势，使现实主义仍将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新著借用美国学者的话作为结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将出现‘多枝型的现实主义’”（P249页），亦即不同学派特色的权力政治学。应该承认，弄清权力政治特色，就抓住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要害。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国际关系学，包含理论、历史、现实，就是“彼学”与“己学”的结合。离开“彼学”“己学”的互联互通，互补互动，就没有国际关系学。倪世雄教授的新著告诉我们，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国家和国际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是将政治学关于国家学说的一般原理扩充和延伸到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范畴”（P11），可以说，在“彼学”与“己学”的结合上，堪称楷模。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经过几代学者勤奋耕耘，已从幼年进入“成熟时期”（P502），“学术底蕴深厚”（P238），“主宰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热点和走向”（P232）。特别在“几次论战的推动下，正在朝着纵深和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敢于自我反思，反省，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P245）。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学派和新理论（如历史终结论、结构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评理论等）正在“孕育和发展起来”（P178页），使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充满活力。新著对此不带偏见，进行了客观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介评。“毋庸置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为西方大国战略实践服务的。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也有自己的知识和方法特点，对人类文化发展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新著要求防止两个极端：或全盘接受或全面否定（P512－513）。
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还处于开创阶段。我们学习和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为了借鉴和吸收，奉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倪世雄教授的新著的落脚点就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上。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二要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学者从宏观与微观角度筑造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架（包括研究对象、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和研究方法）可供我们参考，特别在研究方法上，更不乏可取之处，其中的历史哲学分析、层次分析、体系分析、决策分析、模式分析、博弈分析和比较研究等都含有不少合理的成份和独到的见解，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均值得我们加以借鉴”（P503）。第三要体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性。这就是中国国家特色，尽管作者在介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过程中论述还不够全面，多少有些失之偏颇，但抓住了要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主张“鼓起理论勇气，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提出新见解和新观点”。“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争有一席重地（P505）。”这话说得何等之好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建设就是要鲜明地把握我们中国的“己学”与“彼学”的完整结合，显现中国国家特色和众多学派特色。
倪世雄教授是我国系统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行者之一。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经常去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追踪学科发展；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潜心研究，孜孜以求，精益求精。他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有精深造诣。学术功底深厚，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博，笔力上也见功夫。他的新著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视角新，结构新，不仅学术水平高，寓意新颖，富有启迪，而且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近几年来出版的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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