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太感性了，以致于无法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中，分饰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她的行为始终在演绎着她本身——即使她是作家，抑或是演员。所以当我告诉你芭铎，这个银幕上危险而诱人的漩涡，一生只扮演了一个角色——碧姬芭铎时，当我告诉你波伏瓦这个女人“圣经”的作者，始终在撰写同一个主角——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故事时，你不必太惊讶。所以，当你翻开一本叫《芭铎与波伏瓦》的书时，自始至终面对的都是她们的生活——她们曾经如日中天的事业，也是她们的生活。
芭铎与波伏瓦从来就不是对手，（也许这本书背后那个关于戴安娜与伊丽莎白的故事，更适合以对手的方式展开——这本书的正反两面各讲述着两个“顶尖女人”的故事）她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交点，恐怕除了这本书的作者以外，没有人会想到将此二人作什么比较。而且在我看来，将一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被称为“所有已婚男人的梦”的电影女郎，同一位被法国总统密特朗称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希拉克称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相提并论，对后者多少有些不敬。然而你会发现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此，她为我们讲述的是这两位在她们的时代振聋发聩的女人，公众角色与自我之间的张力，讲述的是她们盛名遮覆下本质与所有女人并无二致的生活。
波伏瓦说：“对人类现实来说，存在意味着随着时间自我消亡。”任何对“消亡”的抵抗都注定失败，所以理想已被现实击碎的人们只能沿着这条终点早已注定的路无望地走下去，孤独无助，充满了恐惧与失落。芭铎害怕独处，她相信表演是对付最大的死敌——孤独——的武器。她始终演绎着自己，她说出了战后一代年轻人的心里话，她的迷失方向和热爱自由在公众眼中又成为了道德沦丧的标志。她在五六十年代的大红大紫是人们对自由和自主生活的渴望的先兆，但她对此毫无察觉，她没有意识到她的生活方式给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带来多大的冲击，所以无法理解人们对她的愤怒与攻击，好像全世界都在与她作对——演出将她引向了更加孤独的道路。作者对她倾注了同情，毕竟她始终生活得像个任性的孩子，毕竟她身上散发着每一个女人都有的天真与简单——只是我们把自己藏得更深，因为最自我的也最脆弱。而芭铎最终也没有想通这个道理，没有走出自己的悲剧。
同芭铎相比，波伏瓦似乎要幸运多了。写作是她抵抗孤独的灵丹妙药，写作也为她赢来了文坛不朽的地位。写作总在讲着自己的故事，她最终跨越了私生活与公众形象的界限，将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的对象，我不愿意把这种对自我的写作理解为牺牲，因为女人的天性赋予了她这种倾向，就如同在杜拉斯的小说里我们总能看到楣公河边的法国少女和中国男人一样。然而她确实为了工作而放弃了男人，这又是一个自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始终没有定论的讨论，波伏瓦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虽然随之而来的是一代妇女心中圣像的倒塌。
当棱角被日益磨去时就更加羡慕那些活得很自我的勇敢者，芭铎和波伏瓦以不同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自由，仅从这一点上讲，她们就值得被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