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随着激进的社会革命成为过去，随着渐进性的经济建设已经到来，在激进的社会革命变革了社会结构为人的解放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使人在渐进性的经济建设中，开始得以实现自身时，人与生命重又以更单纯的形式成为社会时代的中心，也成为文学的中心。如果说，五四时代“人的文学”因人与社会的冲突而将批判锋芒指向社会，重点仍在批判社会，因而由注重社会性的男性作家任主角的话，那么，在今天，“人的文学”则因着重点就在人自身，因而由注重人性的女性作家改唱主角就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事了。要而言之，这是人的解放的着重点发生转换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所导致的必然。
第二，这种人的解放的着重点的转换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人的个体生命价值被得到最充分地尊重。女性写作由于其自身特点，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实施、受阻，作为自己写作的中心，（此点已被人多有论述，此处不赘）可谓适逢其时（此点却常被忽视）。
第三，正是由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导致了对个体生命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重视及对其种种复杂、微妙、细腻、深入形态地勘察。因为对于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俗中的个体生命而言，叱咤风云的政治际会毕竟远离于他们自身，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欲望的重视及对其种种复杂、微妙、细腻、深入形态地勘察，既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是文学对人关注中心点的一次根本性位移，也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更根本更普泛更深入的探问。不论是被世人看好的女性小说创作还是被世人所轻视的“小女人散文”，其文学成就可能高低不一，但上述特征却是共同具有的。
第四，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还体现在对人的欲望、物质、生命感受的充分描写与张扬上，女性写作又常常被称之为躯体写作，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这一特点，又与当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对人的欲望、物质、生命感受的张扬相一致，其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暂且按下不提，这一特点是人的解放途中所必经的阶段，却是毋庸置疑的，对有上千年存天理灭人欲文化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
如此，女性文学创作在今日堪称火爆，就不足为奇了，而用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女性文学创作远离时代重大主题其实为谬见也就应为众人所明识了。
因为前述四个原因，女性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正在“浮出历史地表”，但这还仅仅是一种基于女性立场的女性独白，虽然这种独白还有待于还应该更响亮，但一个新的问题却必须予以及时地提出，那就是，变女性独白为两性对话，变女性文学研究为性别文学研究，而两性对话与性别文学研究的中心是人，是个人。
为什么呢？
第一，时代的变化使之然。当阶级、政治的色彩渐渐淡褪后，不仅仅是女性的性别角色从遮蔽走向敞亮，男性的性别角色也是如此。就是说，男性也面临着一种重新审视自身、自身价值重新定位的转换需求，这种转换需求是随着人的解放的着重点的根本位移而同时同步发生的。如果说，女性已经意识到，仅仅是女性的社会解放、社会地位的改变并不能使女性得以根本解放的话，那么，男性在长期的强势社会地位的占据中，怎样意识到自己的人性被这种强势社会地位所遮蔽、扭曲并使之从中苏醒、省悟、解放出来，就是今天人的解放的题中急需之义。在这其中，不仅需要女性独白，更为需要的是两性之间为此而进行的对话。
第二，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应该得以高度尊重，但为历史进步所做的牺牲承当也必不可免；人应该有着生命的鲜活与自由，但社会的束缚与抑制又是历史行进中的必然；人固然不应被物所役，但人的生命享受却又往往为物所限，类如种种人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在女性为了人性的解放进入社会中心，在男性为了人性解放从社会中心欲返人性家园，成为男女两性所共同遇到的问题。
正因此，我很高兴地读到并乐于向大家推荐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荒林、王光明的《两性对话》一书。这本书虽然因为女性独白的声音太强，以至于两性对话的声音太弱，但毕竟这是一个从女性独白到两性对话的一个好的兆头。我真诚地希望，真正的两性对话能从此开始，并成为21世纪的一个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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