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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让我走出婚姻的阴影

2002-01-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有话说
读过《性情男女》,大概能了解徐坤的一半。她在文字中“慢慢欣赏别人”和“慢慢欣赏自己”,正像一个挥笔涂鸦的孩子,率真的本性表露无疑。你再看她的文字:“只要你鼠标轻点,到常去的BBS或聊天室里看一看,或者在你的ICQ网络寻呼机上按一按,那些人们,就会像土地公公似的一股烟儿就从荧屏后边冒出来,纷纷摇晃着他们的小人头,或闪烁着他们的网上昵称,赶来前台跟你问安。那时你的感觉也真是酷毙了!……至少,你知道在这个茫茫的城市,荒凉的夜,有许多像你一样的独行者,正面对机器,艰难跋涉在人生无涯之旅。你忽然就觉得不再孤寂,同行者在人间遍地都是。”活泼、直率、又带着淡淡的孤独的痕迹。十年前的徐坤曾有“女王朔”的别称,其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如今,她还锋芒依旧吗?

年初再次见到徐坤时,她安静地坐在那里,认真地翻阅自己的新作《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几乎看不出任何变化,虽然经历一次感情的波折。她把心思全用在写作上了,她说,这部作品包含了距今10年所有的眼泪和欢笑。

先谈谈《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好吗?我想大概很多读者像我一样怀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这本书。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说是由爱而生的故事。它发生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就是北京满大街上晃着的看似牛皮哄哄的白领丽人、电视人、新儒商那一群人,他们的内心幸福和不幸。原来我写的题记是这样的:“总有一个酒吧里汇聚着人/总有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半敞着门/我们还要婚姻干什么?”后来责任编辑也是社长的韩忠良一看,说“我们还要婚姻干什么”这句话有导向问题啊!后来才把这句改成现在这样:“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这样一改,味道稍嫌不足,但也足以说明问题。

《春》的写作沉淀了10年是吗?它的出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两年来婚姻失意后一直哽咽在我心中的东西,我将它清理了,说出去了。我得救了。不瞒你说,在离婚后最初的日子里,我曾得过严重的抑郁症,也曾经自杀过,但终于还是活过来了。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疗救,彻底地让我摆脱了过去,摆脱了昨天的阴影。写作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和治疗药物,它让我终于敢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它给了我战胜自己的勇气。当我可以对你将这一切都讲出来时,实际上我就已经超脱了。现在我的内心非常恬淡、宁静,几乎是沉浸在一种类乎于宗教的情感中。我依然爱这个世界,爱周围的朋友、师长,也爱我从前的爱人。当初不能原谅的一切,现在都可以原谅了。生活依旧很美好。

记得您说过这部小说带有半自传体的色彩,这与私人化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那个“区别”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部书凝结了我的心血,它带有我的血肉剥离之痛。它是我10年来对北京这个城市的触摸,它的色彩,肌理,香气,迷茫,困顿,爱与彷徨,被我的记忆一点一点串联起来。它一点也不“私人”,而是一代人,或者说一群人的共同体验和生存遭际,就是那群带着80年代精神理想和文化资源走进北京、走进90年代的一群年轻人,他们面临这个巨大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观念转型时所面临的困惑,以及向上行走时所付出的精神和肉体代价。

《春》起印10万册,这个数字是否可以认为是出版社以及您本人的信心?

首先我要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老总、编辑对我的信任,对我的作品价值的肯定和市场前景的看好。对于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来讲,对于一个以血代墨的写作者来说,一部沉淀了10年的呕心沥血之作,10万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金钱和册数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我还能写,还能够倾诉,能够自我疗救,同时能跟这世界千千万万人进行交流,能够在文字中达到圆满,能够在文字中凤凰涅?、脱胎换骨、体会再生,那才是由衷的幸福,和巨大的欢愉。我相信会有一大批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会在书中跟我产生共鸣。

《春》之前,您的文风以辛辣、调侃、幽默著称,在《春》中,您觉得自己的风格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辛辣、调侃和幽默了。我还原了真实的自我,可能就是我最本真的样子,低回,婉转,有时略有些忧郁和无力,同时又很顽劣,贪玩,有点孩子气,偶尔有点轻微弱智的倾向(笑)。就像一个母猫,受了伤,躲在窗台上呜呜呜地哭,把爪子上的锋芒也收敛回去,光顾着用手背擦眼泪。不过,等伤口舔好了以后,说不定,又一个箭步蹿出去,一猫腰,上房了!(笑)

有人将您的作品称为“以女性第一人称叙述的《围城》”,对这一评价,您作何感想?

我不敢当。说它是“围城”,可能仅指是借用“围城”这一对婚姻的比喻而已。实际上,到了新世纪以后,“围城”这一意象已经不能很妥贴地概括这时候的婚姻状况。首先说,已经逐渐没有了那个“城”。情况太复杂了,在社会学家那里,光是性取向就可以分出七八种,都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再不是简单的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男与女每一个个体都可以独立生存;非婚生子女也享有正常的待遇,那么,以后“婚姻”的功能还剩下什么?“婚姻”这个东西以后大概也要重新界定。其次,即便有“城”,现代人也是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不想进去。很痛苦。谁造成的?不知道。总之是我们原有的观念正一天天地被轰毁。这就是现代性的代价。

您以女性作家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为文坛瞩目。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您很有优势,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会增加作品的厚重感。您觉得呢?

性别是爹妈给的,这没办法。要是在娘胎里我能自己选择,我就坚决不当女的。多受多少苦啊!“学者”这个职业教给我思维缜密和心胸开阔。这是职业带给我的优势。但是同时也有个短处:对自己写的东西太清醒了,思维逻辑太过严密。有时真想像别的女性作家一样彪乎乎的,瞪着眼睛瞎写,写了半天连自己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总是在没动手之前就先清楚了选题的意义,然后就一步一步去达到目标,完全是学院里训练出来的那一套。我摆脱不了。某些写作快感,就无形中丧失掉了。可恨!

可以谈谈您对于当代作家的关注么?

这个……就暂时不谈了吧?等我写论文专门研究到谁的时候再仔细分析。这样信口说来,挂一漏万的,招恨呢!

再谈一下您目前的学习状况好吗?您在社会科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读博士,到什么程度了?写作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习?

一切都很正常。今年开始做博士论文。我算是个很刻苦很用功的学生,也是个比较敬业的研究人员。写作是我的命啊!怎么能停下来不写呢?再没时间也得写。

近期读过什么好书么?我采访了一些评论家,他们对2001年好作品的评价比较集中,您可以顺便谈谈吗?

我读的书跟他们读的不大一样,都不在热点上,读的是以前的书,不是去年出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及阿特伍德的作品,等等,这些都是我的课业的一部分。

您的创作,有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也可回顾一下自己的创作过程,有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分层?

没有。我是在写作中成长的。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别人是一岁一岁地长大,我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长大,从中能嗅出成长的痕迹。生活给了我什么刺激,我就会把这种刺激从写作中交还给生活。年轻时的文章,很幼稚,但有激情,敢冲撞,想当前锋,想射门,有快感;年老时的文章,技术纯熟,但倦怠,围着球门子转,兜圈子,看热闹,就是不往里进球,知道射门以后会有危险后果出来。这是一个自然的心理流程,谁也逃脱不了。

下一步,会有什么打算吗?

重整河山。重建日常生活。

徐坤获得很多荣誉,“女性文学成就奖”、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从她的《白话》、《先锋》、《热狗》、《遭遇爱情》到《狗日的足球》、《厨房》等等,她的文字与思想日渐成熟,作品也在逐渐走向阔大与深沉。她的性情,是非常温和的,她的作品也很抒情,叙事的节奏和她说话的语气一样慢悠悠的。她爱喝酒。连她的作品字句间都弥漫着如酒的醇香;但是,又透着清醒和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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