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正式听过钟老授课;但十多年前负笈北师大,曾多次趋庭问教,特别是,钟老还是我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任。如照旧时说法,举人、进士称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师;那么,我当然是他的“座主门生”了。我一直以此为荣,也曾向他这样说过。他呵呵一笑,蔼然默许。
钟老是学术大师和文豪,又是性情中人。他慈祥可亲,风趣幽默。有一次在师大主楼电梯门口,我忽听见有人亲切地喊我“老陈啊”,我当时年轻,还没人称我“老陈”呢,回头一看,竟是八十多岁的钟老!当时,我撰写有关郑振铎研究的毕业论文,我知道郑先生是对民间文学持广义理解的学术界代表人物,而钟先生则是另一派强调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代表人物。郑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关于这一点,我跟钟敬文先生经常吵架。”我向钟老了解详情,他又是哈哈大笑,说了不少故事。他与郑公虽然“经常吵架”,但相互极为敬重。他曾答应我要写一篇回忆郑公的文章,可惜因为忙没写出。
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与钟老是极好的朋友,但我亲眼看到过两位老人的一次“吵架”。早在1981年,钟老就被有关部门确定为我国首批博导。但直到1985年我当李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生时,钟老却仍未招过一次。在一次会上,钟老说:“我自己没有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什么标准,所以我一直不愿招博士生。”钟老说起话来,本来就是颤悠悠的,令人想笑;偏偏李先生是直性子,快人快语,竟当着我们的面很严肃地直呼其名,大声“斥责”:“钟敬文!你这说法不对!我胆大,带博士生,同时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如果你觉得你学够了,那你就不带吧!”当时钟老先是一怔,随即陪笑颔首。不久,他便招收了全国第一位民间文学博士生。当小董刚来校时,我们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她:你知道你怎么才当上博士生的吗?全靠我们李先生对钟老的“激将法”啊!(而现在小董也早已是博导了。)
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时,北京召开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钟老一开始没收到邀请信,可能是主办单位疏忽了,或是担心他年事太高。他怅然若失地嘀咕:“现在,像我这样的老人,是没人理睬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发牢骚呢,心想,钟老是第一代鲁迅研究者,更是存世不多的亲炙过鲁迅的老人,不请他实在是不应该的。师兄老金赶紧联系,于是会议立即派车来接,并恭请钟老坐主席台。当时钟老就像孩子一样笑容灿然。我知道,他绝不是喜欢抛头露面,而是因为他最崇敬鲁迅,半个多世纪始终不渝。
有一次,中国巴人(王任叔)研究会会员、发明某治疗仪的企业家沈君来京,因景慕首都文化老人,想在某大饭店设席宴请,并赠送治疗仪,要我提出邀请名单。钟老正是巴人老友,我首先便去问他,但他谢绝了。我以为他不喜欢应酬,也就算了。过了几天,小董却对我说:“钟老批评你了。你怎么用钟老的名义让人家办宴席?”我知道是我当时没讲清楚,忙将事情的缘由说了一下。隔天,小董又对我说,钟老很抱歉,说误会了,他并要我向沈君补要一台治疗仪。我想,钟老也许并不是真的需要那治疗仪(因为他家里子女买的、人家送的各种治疗仪很多,他几乎都不用),他是用这种方式向我和沈君表示歉意和谢意。我们立即送上门去了。
为我的毕业论文,钟老费心认真审阅,写了精彩的评语。毕业离京多年后,我申报国家改革公派留学方式后的第一批高级访问学者,钟老又为我填写了推荐表,中有“后生可畏”、“老夫喜为说项”诸语,令我感激不已。师恩难忘。而我手头最珍贵的,是临毕业时钟老写给我的一幅字。
那时我向钟老依依道别,他签名赠送我好几本大著。我忽想起请老人题字留念。钟老问写点什么,我想到叶圣陶老先生的一幅对联:
得失塞翁马
襟怀孺子牛
因为我觉得钟老正是有着这样的襟怀和风范的老人。果然,钟老说很喜欢这两句话,便用苍劲而又略有颤战的毛笔字为我写了。并题款曰:“福康同学命书,兼以志别。钟敬文,丁卯年冬。”还认真地盖了名章。引首章则是“齿脱心犹壮”,殆由杜诗“落日心犹壮”化出,可能是钟老自己的诗句吧?
现在,我含泪望着钟老写的“兼以志别”四字,心想:真的永别了,钟老!但我将永远铭记师恩,不辜负您的期望,学习您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襟怀,争取做出点成绩来!
[在一次会上,钟老说:“我自己没有当过博士,也不知道博士该是什么标准,所以我一直不愿招博士生。”偏偏李何林先生是直性子,竟大声“斥责”:“钟敬文!你这说法不对!我胆大,带博士生,同时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如果你觉得你学够了,那你就不带吧!” ] [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时,北京召开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钟老一开始没收到邀请信,他怅然若失地嘀咕:“现在,像我这样的老人,是没人理睬了!”我知道,他绝不是喜欢抛头露面,而是因为他最崇敬鲁迅,半个多世纪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