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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虽然大街上的风吹来阵阵寒意，北京的阳光还是灿烂的。在诗人刘湛秋零乱的家中，李英（英儿）在顾城悲剧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国内记者的提问。她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她想面对公众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学梦……但提问和叙述都还得从无法绕开的悲剧展开。
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顾城出国前，我只见过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没有单独见过。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后来我之所以要出国，就是特别想争取一个自由空间。北京的胡同能带来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没有私人空间，起码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刘湛秋的爱情都在压抑之中。我想找一个地方，没人管我，海阔天空地活。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空间，邀请湛秋出国，我们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到了激流岛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对顾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为当时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气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没有见过顾城那样不好的脸色。我意识到让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对错，我原以为我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世俗的。谢烨告诉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绪非常极端化。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也喘了一口气。
其实岛上是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商业和工业，也没有别的华人。这岛是顾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时找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厌世倾向的英国移民聚集到这里。顾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不合群，表面上对人很礼貌，但不容易和人沟通，他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与顾城沟通，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以为自己非常成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能理解他梦幻的空间。他对我也一样。
在岛上时间长了，我和顾城能进入谈诗、谈精神的东西，我开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对他的渴望化成一个世俗的现实。湛秋在我们一开始就说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结婚，不想再戴上镣铐。开始时对我的伤害很大，在岛上我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可以只谈精神，不谈身体之爱，我以为顾城可以给我带来这些。在国内，我和湛秋的关系是秘密的、压抑的，对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讲，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觉对所有的女朋友讲出来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饭店吃饭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这也是刺激我出国去那岛上的一个原因。
在岛上我却又成了另一个“影子”。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去，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台湾媒体来采访、约稿，我都会在事前离开房间躲到海边去，虽然他没有说要我离开，但我意识到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顾城对我做“那事”的房子非常破，我住的地方是客厅后面的一个拐角，没有门，只有一个窗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一种坍塌的感觉。我是把顾城和谢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后来我意识到谢烨是知道他的举动的。我从聚焦的光芒里被摔到黑暗里。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英儿》中写的，不是当时的情景。《英儿》中单独的一个性描写，是没有精神背景的，是歪曲真实的。顾城想通过这个举动把我留下来，这里面有中国男人的传统意识。
后来我和顾城在岛上伊丽莎白的家里住了一个月。顾城排斥自己的儿子，把他寄养在毛利人家里，也不让谢烨去任何别的地方，包括去看儿子。他认为儿子是闯进他的世界里的，对他的生活是一种侵犯。我以为是女儿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男欢女爱，他住一间房，我住一间房，我们谈话的时间特别多，他的精神缓和了很多，一个多月里他没发过偏执狂病。我们也谈到性，我也在那种时候对他说过“放松一点”。他做这事时特别紧张，不是在享受性爱。他要做，觉得不能再控制了，又觉得特别有亵渎宗教感，想反抗自己。每次都赶快做，做完后就赶紧分开回各自的房间。
在岛上有一个教我和谢烨英语的五十多岁的英国移民约翰，他也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是我在岛上惟一的朋友。他们走后，他第二次向我求婚，我有了一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以逃出“影子”了，可以让他带我出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私人地址，告诉朋友我是谁。1992年底，我们到了悉尼，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约翰也没有钱。我去一家咖啡店工作，也想以工作来麻木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正常的，没有那方面的事。
我是在悲剧事件后两天知道消息的，约翰告诉我的，我昏了过去。原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答应谢烨在他们平静下来前不和他们联系。只在事发前一个星期给她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不是家庭地址。他们应该是在事发前一天收到信，顾城不会看到信，他从不去信箱拿信的。
事件发生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婚。谢烨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她也想过世俗的生活。对顾城来讲，喜欢一个女孩子，看到了你灵魂中纯粹的东西，你自己不保护，他也要来保护，不要你到世俗中去，这是他的信仰。我觉得他一时间冲动杀了谢烨，当时是完全失控了，他是随时都可以爆发的人，悲剧只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岛上他跟我讲过你去找点炸药什么的。他杀谢烨我不感到特别惊讶。
我在《魂断激流岛》中写过这样一件事，我们曾陪到岛上来玩的一个男孩一起去海边，顾城和谢烨先回家去，我就陪那男孩捡贝壳。5分钟后谢烨就风驰电掣开车回来叫我回去，说顾城不对劲了。我觉得特别可笑，什么都没发生呀。回去我看见他正在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他的爆发一定要体现出来。悲剧发生时，如果我在岛上，斧子会砍在我身上。只是死之前，顾城对儿子有了柔情，以前他看见儿子就要绕开走的，从没抱过儿子，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在经济上我能够自立，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去那里找工作。我不能离开的原因是顾城会自杀。他的自杀倾向伴随着他的一生。谢烨对我说，他们婚后第二天，顾城说：“我们一起自杀吧。”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是那种性呀什么的男女意识，他觉得是把一个女孩子从世俗中解救出来。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三个人在岛上一起生活是没法理解的。
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当时我和谢烨的精神极度紧张，在山下干活总想到回去时是否会发现顾城的尸体。我只有对自己说：明天或许会好。我的精神特别痛苦，我一方面要对湛秋隐瞒着岛上所有的事情，他写信问我何时到奥克兰，我无法说。同时我也不敢对顾城说我和湛秋的关系。
有一天顾城收到了德国的邀请信，他不想去，谢烨特别想去。我一直认为她像圣母一样，身上没有什么世俗的东西，她没指责我和顾城在一起怎么怎么的。顾城说不想去，她就哭了起来，她把邀请信看成她的一道门，觉得能把顾城带走，我也要走掉，他们再回到岛上重新开始生活。其实她在岛上非常痛苦，但没有流露出来。她对我说这是顾城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在岛上生活贫困，依靠救济金过，也没有朋友。他们有一些朋友在德国，她感到可以出去呼吸一下子了。
送他们走后，我开车回来时觉得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我刚来岛上时把湛秋的情书都烧了，以为自己可以放弃世俗的爱情、生活了，来进入一个精神王国。现在已经到了尽头。谢烨得到了她想要的，留下的一切都压在我身上。她走之前和我谈，哭了，说我应该走，但不要马上离开岛，照顾一下他们的儿子。顾城若是知道我走了，在德国也会待不下去的。
事件发生后，我的生活停止了，没法再过正常的生活。与约翰分居，精神分裂，觉得一切是一个梦。当时我想自己是要负全责的，直觉上认为如果我没有离开岛，一直防止着，悲剧就不会发生。路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我怎样去死了。在澳洲看到报纸上《英儿》的摘要和有关文章后，压力就更大了，人们会认为我是怎样一个女人？更该死了！每一天过得非常麻木，一醒来就觉得事情没有发生过。湛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压力也开始刺激我要一步步走出来，想想到底什么是事实？我写了《魂断激流岛》，把岛上的生活又回想了一遍，这帮我度过了特别困惑的时期。1994年我为这书回国了一次，见到了湛秋，很尴尬。虽然每一次见面都感到痛苦，但对他的感情开始恢复了，爱情帮我一步步走下去。我在悉尼开始接触外国人，找工作，生活。但不接触任何华人，有了《英儿》这本书，我见到华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没穿衣服的。
《魂断激流岛》出版以后，把事情闹得更坏。湛秋接受某声讯台的采访后，别人说他出卖隐私。当时很多人希望我死掉，让故事完整，唯美主义就存在了。我没后悔，书是我从阴影中看到亮点的一个通道。我与约翰离了婚，我感到了自由，起码可以面对湛秋了。
（摘自2002年1月14日《法制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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