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有一串串的话儿， 想挂在伊底眼角传给我。 伊看看青天上的白雁儿， 想倩他衔了伊底心传给我。”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伊”字代表女性的她，而“他”在这里还指代着“白雁儿”这个“物”，沿续的还是先前的用法。
但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过后，女性的第三人称便渐渐为“她”字替代，表示物的称呼也有了“它”字。这两个字，沿用至今，这个成绩，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的刘半农先生创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一切旧的观念甚至语言，都受到全面的重新估价，所以，当时的许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譬如女性的第三人称吧，虽然先前可以由“他”字表示，但终嫌笼统。在当时，这个问题被对语言问题颇有兴趣的刘半农先生注意到了。在一番思索后，他主张造一个“她”字，来承担表示女性第三人称的任务。但当时，这个想法并不成熟，因为该字应如何发音等问题，还没有想清楚，因而只是在朋友中谈了一下。不久，周作人在文章中，就提及了刘半农的这个想法。在1920年左右，因为刘半农先生的想法，这个问题竟引起了人们争议。由人们争议，促使刘半农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使“她”字真正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1920年初，上海《新人》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的文章。这篇文章，针对刘半农创造的“她”字，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第一，第二人称的“我”“汝”等字，并没有阴阳性可分；再，“她”和“他”字，只能在阅读时分别，而读音时并不能区别，所以该字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该文发表不久，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中，便发表一篇署名孙祖基的《她字的研究》，对刘半农先生的创造表示支持；接着也发表了一篇针对该文的《驳她字的研究》，是先前写文章的作者寒冰所撰。这样一来，“她”字问题便进入人们关注视野。
此时的刘半农先生，已到国外留学。他在英国伦敦时，读到了登在《时事新报》上的两篇文章，这使他不由对此事深思熟虑一番，并写出一篇研究文章《“她”字问题》来。
对这个有关“她”字的问题上，刘半农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人称）阴性代词；二、假如需要，能不能用这个“她”字。
首先，从翻译和阅读外国文章的角度，提出了创造“她”字的必要。他举出阅读中的一个例子：
“他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得要等他。’”
这种语言方式，在外国文章，尤其文学作品中使用很多。但倘若按照“他”字表示一切第三人称的话，就会出现上面的使人摸不清头脑的问题。但是，用一个女性的“她”字，一切便会显豁了：
“她说，‘他来了，诚然很好；不过我们总要等她。’”
这样一来，说这句话所牵涉的三个人的角色，基本弄清楚了。这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接下来，刘半农对“她”字应当并可以运用作了分析，指出了此字可用的必要。他概括说：“我们因为事实上的需要，又因为这一个符号，形式和‘他’字极像，容易辨认，而又有显然的分别，不至于误认，所以尽可以用得。”说到这里，刘半农似乎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做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
最后，为解决该字只能区别字形而难以区分字音这一点，刘半农也做了一些探讨。他说：“‘他’字在普通语区域中，本有两读：一为T?a用于口语；一为T?u o，用于读书。我们不妨定‘他’为T’a，定‘她’为了T’u o；……”当然，这一点刘半农也正在思考，故他希望周作人及孙祖基以及寒冰等关心此问题的人来共同研究。
这里为何又牵及周作人呢？因为周作人大约认为“他、她”两字难以区别读音，故在自己文章中，不用“她”而用“伊”。而刘半农却以为“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通；‘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伊’字偏文言，用于白话中，不甚调匀。”
通过对该“她”的全面探讨后，刘半农还趁便提出一点新的想法：“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之外，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
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将《“她”字问题》写好之后，寄给当时发表过几篇论辩文章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此文写成于1920年6月6日，发表于1920年8月9日；发表之后，又收入《半农杂文》集中，获得了广泛认同。渐渐，“她”字便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出现在文章书籍中，并最终为人们认可并广泛使用；就连刘半农只在文章中提及而未来得及深入解说的“它”字，现在也成为人称之外的其它物名的确定代词而广泛运用。
刘半农先生不仅是创制者，还是一位大胆的实践者。譬如这无生物的名称吧，自己创制了一个“它”字还不够，还对一些格外珍惜的东西，表达出一种近乎对异性的珍重。譬如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的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她竟如被我离弃的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将自己喜爱的文学，用一个女性的“她”来表示，在当时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吧。现在一些文章中，常常用女性的“她”字表达特别珍爱的事物，开先河者，也许就是刘半农先生吧？
今天，我们得以很方便地运用“她、它”来表达意义，这其中有刘半农先生的绝大功劳。这是确实的。想想上世纪初二十年代时的环境，新创字，哪会引起多大的反响？这一点，过来的人体会最深。刘半农逝世后，鲁迅先生写过《忆刘半农君》的纪念文章，其中专门提及此事：
“他（刘半农）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令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不能不对刘半农先生当年大胆又科学的精神表示感佩，这也是我们今天值得纪念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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