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钟文提出拙文说“1897年窦警凡撰写的《历朝文学史》”与后面的“1906年序”有矛盾，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就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我才在文章中，引用了刘厚滋和储皖峰的说法，说1897年窦警凡“撰写”。但是钟文却说是1897年“出版”的书。难道“撰写”之年就是“出版”之年吗？我说窦警凡1897年“撰写”《历朝文学史》，应该说是比较严谨的。钟文却偏偏把“撰写”二字换成“出版”，并栽在我的头上。我说1897年“撰写”，那么，在以后的时间内，窦警凡就有可能对该著加以修改，事实上正是如此。不但《读书偶得序》写于1906年，《历朝文学史》之最后，还说“近有饮冰室文及《天演》、《原富》等书”，严复译《天演》、《原富》，也在1897年之后，恐怕钟先生没有通读全书，没有发现这一点，否则这一点是他很好的证据，不会不用。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即：窦警凡1897年撰写《历朝文学史》，后来不断修补，直到1906年才最后油印出版。如果把拙文的“撰写”之年“规定”（钟文用的字眼）为“出版”之年，这的确有矛盾，有不够严谨之处，不过，这应由钟少华先生负责。
陈玉堂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必读书，是重要的研究指南，本人就受益匪浅。但是陈著除了提供刘厚滋和储皖峰的线索外，他自己就坦言“惜笔者至今尚未访到原书（引者按：指窦著文学史），只能存目于此”。刘、储二著十分常见，我在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时，曾专门论及。难道钟先生非得要我引用刘、储二书后，还得把陈著也说出来才算规范吗？
钟文批评我“急于为窦先生争一个国人第一”。如果钟先生冷静查一些资料，或许就不会“急于”批评我了。首先，窦著“国人第一”的说法，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前已引述，不须赘叙。其
次，我们看两本书的先后，可以从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来定。1910年前国人写“历朝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有窦警凡、林传甲和黄人三位。林传甲1904年到京师大学堂主国文习，撰成《中国文学史》，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出版。黄人1900年（或说1901）被聘为东吴大学文学教授，他的《中国文学史》，于1904年开始撰写，据萧蜕的《摩西遗稿序》说，大体完成于1909年前后。因此，不论从写作时间，还是从出版时间来看，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都是早于林、黄二著。说是“国人第一”，有何不可！
我重申我的论断：窦警凡1897年撰写、1906年油印的《历朝文学史》，是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钟文比较严厉地批评我说：“他自己被历史所证伪。”但愿钟少华先生能够拿出硬邦邦的材料来证伪。如果材料充分，不论证真、证伪，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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