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题记》中确实对《何典》作过中肯的评价，“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这两句话隽永含蓄，耐人寻味。但他在六年后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一封信中对《何典》的看法更不宜忽略。他说：“《何典》一本。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全书几乎均以方言、俗语写成，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仅为了让你看一看，知道中国还有这类书。”这信是1932年5月22日所写（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489页），鲁迅说的“甚为浅薄”当然指的思想。《何典》原是旧文人的游戏笔墨，谈不上什么思想性。运用吴方言写作是其特色，但又有极大的局限性，“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即使看注释，也难领会其奥妙。从保存语言资料的角度看，自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题记》中没说这些，那是在作“序”，所谓“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卖瓜的不说瓜苦，读者自能领会，无须多说。
既然《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必须也反映了某些人世相，在一定程度上写出官场黑暗和世态炎凉，可是与稍后的谴责小说相比，揭露显得一般化，也较肤浅，这原非作者写作的本意，自不必苛求。他着力的是尽可能把更多的吴语（主要是上海话）的方言、俗语塞进去，不管什么粗话、脏话，“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统统塞进去，无论叙述、描写、对话、议论，处处可见，以博小市民读者一笑。他对性行为的露骨的描写，并非出自创造“鬼”物的需要，纯是自然主义的手法。哪有一点批判的味道。这同董狐、史迁、春秋笔法等等，格格不入，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何典》的作者是封建文人，其思想并没超越他的时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第七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第十回），才是这本小说的中心思想。这又怎能同反对功名利禄科举考试的《红楼梦》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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