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属于通识教育的博士生必修课。原先杜维明教的都是西方课程，大约十几年前，他向校方提出开一门儒家伦理课。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大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的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哈佛演讲，就在这里。山得斯的两层圆形讲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讲者。孔孟学说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际是一个个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影响他人。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人恪守交通规则一丝不苟，唯独哈佛，人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哈佛不相信红绿灯。杜维明输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学科云集，教授如林，只有杜维明教授在山得斯剧院上课。杜维明的课堂最大，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杜维明左手插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风度。他的左肩比右肩略高，左眉比右眉略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起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的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二月生的龙，龙首是昂扬的。杜维明昂扬的，是中国的文化。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讲堂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时间让学生提问。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一点，全都活了过来，活在自己的思想里。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的身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方文化的神秘的云雾里。杜维明的助教拿过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捧。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在大礼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件西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在京也不无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那么，我想，这已经是个著名之洞了。
杜维明的生活中，其实有不少的“洞”。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唯1998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要不，圣诞的他又要一路演讲过去——台湾、香港、北京。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的文明，为了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可能有的贡献。他提出的理念，比如“工业东亚”，总是和社会变迁、人类进步相关。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碰撞激发的智慧，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世界上来。80年代初，杜维明来中国内地推动儒学。那时内地刚刚开放，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便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文化的对话越来越宽广。或许，如果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航线，一道道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的录下来，那么就可看出儒学在世界上发展的轨迹。
他的女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当他的学生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杜维明回答：我焦头烂额到什么地步了，我都不发牢骚！在哈佛当好学子，只能做和尚尼姑！
这种“和尚尼姑”的决心，是文化关怀，也是学术热情。他那传统儒学和当代思潮的沟通和挑战的理念，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黑头发白头发。他的黑头发里也偶有银丝了。但是在任何场合，他都是最年轻的一个——我是说，他的心态。他讲话很快，他讲述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句号，接着就说：“天钢！”是让那位叫天钢的国内去的学人接着讲。天钢讲话，别人讲话，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做着笔记。做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什么时候都有一分儒雅。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却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国华裔的孩子，都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总不知读了有什么用，下了课再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说：“我爱我的文化！”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并不是纯华裔后代，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不过这两个女孩的父亲，叫——杜维明。
杜维明长期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1996年接任燕京学社社长。“我们的关怀在东亚，在中国。”他接任社长后，增加了来哈佛的中国内地学人。他说“五四”以来，东亚尤其中国知识分子，譬如胡适等，都是到西方来取经。现在，东亚有没有可能也变为美国的学习对象？各种文化都是全球意义上的地方知识。当今世界，任何一种可具有普式意义的理论，如果不通过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检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理论。因此东亚研究已经成为哈佛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学生中，有25％以上希望选与东亚有关的学科。学中文的超过了学德文的。杜维明说：“希望将来中国研究的精英都在中国，我们可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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