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前进报》的创刊，还要从它的前身———北京《大公报》的停刊说起。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曾有津版、沪版、汉版、港版、渝版、桂版，至今只有港版发行，是一份有着悠久历史的中文报纸。1949年以后，津版、沪版、渝版《大公报》先后停刊；从1956年10月1日开始，作为专事报道经济财贸和国际新闻的全国性政治类大报，《大公报》在北京出版发行。
1966年5月下旬，“文化大革命”已呈如火如荼之势，北京《大公报》亦在劫难逃。6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三人工作小组进驻报社，“参加文革工作”。北京《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副总编辑孔昭恺等党外人士立即靠边站，报社中共党组成员李光诒、胡邦定、姚仲文被停职反省。他们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挨批斗，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报社领导层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7月27日，报社负责人被迫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内称“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不断地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把《大公报》报名改掉，即使报名不改，也要把现有的三个报头字重新改换一个。关于要求改换报头字的意见，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有过”。报告特别提到“‘大公报’三个字是创刊时的样子，是地地道道‘保皇派’的一个牌子，一直沿用至今，的确面目可憎。改报名问题，须请示中央和主席，当前是否可以考虑请示。至于改写报头，似乎可行。把《大公报》换个牌子，实在是时候了。我们请求康老给予支持。可否设法请主席便中写一个，这是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我们自己最大最高的希望。办不到的话，是否请周总理写一个，或者请康老写一个。写好后就换，或者择期（例如国庆节）再换”。而当时，北京《大公报》用的是1902年创刊时的报头，“大公报”三个字是清末思想家严复题写的。
接到报告后，康生的秘书给报社打来电话，转达了康生的意见：“此事可以先给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写报告。”8月22日，报社负责人在给李先念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改换《大公报》报名，并提出将报名改为《东风日报》或《进步日报》等建议。近日来，首都许多革命学生又要求报纸限期改名，有些中学的红卫兵还向我们提出警告……”8月25日，报社党组又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写道：“报社内外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报》这个旧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可否将原名改为《进步日报》。”毛主席把报告批转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最后处理意见是：报名可用《前进报》，意思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只能出版对开小报，每周出版三期。
关于“前进报”三个字由谁来书写，也颇费一番周折。由于更改报名仓促，报头用字一直定不下来，毛主席不写，难题又转给了周总理。直到临近创刊，报社领导多次询问，仍无下文。及至9月12日夜，李先念副总理给报社写了一个字条：“刚才到总理处，总理指示，按鲁迅字先出版。”
1966年9月5、6、7日，北京《大公报》刊出“本报改名和改刊启事”：“本报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9月15日改出《前进报》。”9月10日，北京《大公报》又刊登“启事”：“《大公报》今日终刊。《前进报》已定于本月15日创刊。原有9月份《大公报》订户，一律改送《前进报》至今年12月31日。”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就这样在中国内地画上了句号。
1966年9月15日《前进报》创刊，同时报社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创刊号的第一版上，刊载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右上角刊登了毛主席语录：“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还发表了“告读者”。说明《前进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中诞生的，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四旧’立‘四新’大进军中的胜利产物”，其根本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时、迅速、正确地把毛主席的指示，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广大财贸职工群众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财贸工作以及同财贸有密切联系的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该报还为自己确定了“新思想、新报风、新风格”的办报方针：“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具有鲜明的特色；短小精悍，文字简明，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前进报》创刊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和新华社等首都各新闻单位纷纷送来贺词，殷切期望把《前进报》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
《前进报》创刊后，紧跟“文革”进程，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报道有五个特点：第一，大量刊登毛主席的照片；第二，大量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第三，发表社论，大力宣传“文革”，如《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学一辈子“老三篇”，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把毛泽东思想学好宣传好》等；第四，突出宣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9月17日至11月12日分别报道了毛泽东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第五，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强调抓生产，如发表社论《突出政治，支援三秋》、《做人民的税务员》、《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收购农副产品》。
然而随着“文革”的步步深入，政治姿态很高的《前进报》也感到了处境的困难。12月21日，报社负责人再次给中央写信，希望暂时停刊。信中说：“《前进报》社内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群众已把主要精力放在运动方面，维持正常编辑出版工作已有困难，容易发生事故。另外，由大报改小报，由日刊改隔日刊，一般说基层财贸职工赞成出小报，但不赞成隔日刊。在编辑工作中，由于版面小、刊期长，重要消息一多，版面很不好安排，但在目前，又无力出日刊。因此，我们意见，目前暂时休刊，集中精力搞好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建立一个革命化的编辑部，在复刊时即出日刊（一星期出六期）。”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前进报》拟于1967年元旦暂时停刊。
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元旦前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造反派便冲进了《前进报》社……
12月29日，《前进报》没有出刊，却出了一份类似“海报”的东西，正面印有“《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部《告读者书》”，背面印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撰写的“《前进报》被判以死刑”的“判决书”。
《告读者书》旗帜鲜明地宣称：“《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封得对，封得好！我们《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坚决地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前进报》的前身《大公报》，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忠实地执行‘阎王殿’（指旧中宣部）的黑指示，大搞知识性和趣味性，恶毒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前进报》被判以死刑”一文也气势汹汹：“《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我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所谓《前进报》，就是《大公报》，改头换面了的《大公报》！这家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报纸，从今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对把持《前进报》领导大权的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及其后台的当头一棒，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得的新的重大胜利！”“判决书”还列举了北京《大公报》的“六大罪状”：1、“经常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法抬高刘少奇，贬低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2、“在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运动中，不予宣传，甚至拒不刊登雷锋日记”；3、“在三年困难时期，鼓吹‘三和一少’，充当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应声虫”；4、“精心炮制‘生意经’等许多毒草，宣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散布剥削阶级毒素，为修正主义传播种子，为资本主义制造温床”；5、“1965年11月，在毛主席指示下，上海市委在报上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大公报》预感到它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出于它反动本能，它极力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公报》像黑暗动物害怕阳光一样，极端害怕真理，仇视革命，一直没有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大公报》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段，不是比前《北京日报》还恶毒吗？”；6、“《大公报》为了保住它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耍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改头换面，以《前进报》的面目出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大公报》改为《前进报》的‘改刊启事’中，竟只字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提毛泽东思想，表现了《大公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它还列举了《前进报》的“两大罪状”：“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前进报》登载了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记录电影的消息，新华社电讯强调指出，我国三次核试验的成功是‘在党中央，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前进报》却把它删掉了”。第二个罪状是“《前进报》摆出一付超然的面孔，采取了所谓‘不介入’政策，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反映文化革命的情况，不报道红卫兵的动态，不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前进报》的所谓‘不介入’政策，实际上是自外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表明它站在资产阶级阵线之内”。
从此，在《大公报》消失了100多天后，《前进报》也步其后尘，再也“前进”不下去了。
（摘自《纵横》2002年第1期，吴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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