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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31日到2001年元月2日，司马南要在沈阳的辽宁卫视上连续主持48小时的“跨世纪”特别节目。辽宁卫视所以如此高规格请他出马，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他有正面形象，知名度高，拉名人主持节目向为惯例，可以增加收视率；二是以前他在其他省市充任嘉宾，节目好看，相当引人，移师北上，来当主持，效果尤佳。人人都在跨世纪，家家都要升规格，电视台还不在这跨世纪当间拉上他这样的名流？
司马南原本就热心，如此盛情邀请，他会到场的。
1998年底，他到湖南卫视台去做贺岁片《大赢家》，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后来我看过剧照，挺有意思，他自己笑哈哈立在那里，旁边有两个身高马大戴墨镜的男人“把守”着他，威武得很。据说他在片子里开着一家特异功能公司，专门让人上当的。显然又在讽刺。
因此我说，他到湖南台做节目再顺理成章不过。司马南口才好，电视感觉也不错，当然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里顺便说一句，司马南的电视感觉不错，有很多原因。重要原因应该不脱两类，一是前面交代过的他的心理素质和组织能力，这为大家所知道；二是他长期就在干电视，做着幕后工作，当然对电视行当很熟悉，镜头里外他全是专家。
好些人只知道司马南是个反伪科学斗士，但大都不知道从事的职业。他多年当记者，也做过大机关公务员、大学老师和市场分析师。后来真还做过很长时间电视，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奖的大片《辉煌的八五》，他是主创人员之一，天南海北地跑动，访谈重要人物。也许与他所受经济学专业训练有关，司马南搞的电视节目多是经济类的，1995年之后，又加入了金融一类栏目。作为制片人，他是优秀的，作为策划人，他让同行钦佩，但让我吃惊的是，除了反伪，别的事动静再大，他从不张扬，应该说，其中有他的修养，更有某种谋略。
因此，司马南干电视绝非什么新鲜，原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久，他又在湖北卫视上主持，大家每每看到他的镜头就跟我打招呼，说你们那个老朋友昨天又在湖北台做节目了，云云。
不过，也有人对他当电视主持不以为然。好些有身份的人说，司马南干这个角色不好，有损形象，和那些电视人在一起，贫不拉唧。
对此问题，我倒没有向他请教，但不同的声音他也应该听听。信息时代，大家愿意干什么就干点什么，没必要说我只能干什么，不能做什么。司马南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选择，别人的话只是参考。
说实在的，这不只是朋友们的感觉，连电视圈里的同仁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猜测，是否司马南“功成身退”了，是否这就叫个“见好就收”啊，等等。恰巧，有记者就此问题找到了司马南，对他进行专访。司马南面对记者，从来都是如实伺候。从他的言谈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内心真谛。我手下有好几种司马南答记者问的材料，比较来比较去，决定选用下面这一种。原因是这一材料比较清纯，属于初次与司马南打交道并采写的稿子，更为真实。记者也很有感触。记者同志未见司马南时“怀有几分神秘感”，而采访后“记者领略了绝对脱俗而又不乏‘凡人’味儿的‘斗士’司马南的才情、率真与锋芒”。稿子是这样写的：
“反伪斗士”如何圈点昨天？如何正视今天？如何面对明天？未及见到司马南，内心便已开始莫名地忐忑。多年中，不断听到司马南与“大师”们角斗拼杀的传奇，不免对其“神功”怀有几分神秘感。而头戴“斗士”光环的司马南，在记者眼中则早已成为了一个只剩下一副钢筋铁骨的“符号”。在颇费了一番周折与等待之后，采访终于得以在一周前一个春意融融的下午开始。京城某大厦一间小小的茶室内，记者与司马南相向而坐。三个多小时里，记者领略了一个绝对脱俗而又不乏“凡人”味儿的“斗士”司马南的才情、率真与锋芒。
记者：做反伪“斗士”10年间，你的处境一直不好，是否有不堪回首之感？
司马南（以下简称司马）：是。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被承认，“大师”们希望将“这小子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老百姓说“这个人可能有特异功能吧”，某些知识分子说“这个人层次很低呀，江湖上打来斗去的”，某些官员说“这个人不安分，影响安定团结”。我四面八方都不得好，一直遭人骂，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
记者：曾在媒体上看到你被打被拘禁的报道，可以想见你曾经历过生死考验。哪一次或哪几次遭遇的危险最严重？
司马：1997（1996！）年去天津科技馆做报告，在回来的路上遭十几个人伏击，结果把我的腰骶骨打坏了，当时就一动不能动了，当天晚上在积水潭医院急诊；1998年年初，在陕西终南山与胡万林交锋，被几百上千人围着，胡手下有20多个打手对我拳打脚踢，一位生病的老太太也上来打我耳光，她骨瘦如柴，手像刀子一样刮来刮去，不是她打得痛，我当时已被打麻木了，我是心痛；接着，一拨又一拨的人上来“练”我一个人，当时我想，死这儿了，太冤枉了。老百姓一旦被洗了脑，真可怕啊！那帮人还说：“司马南，这地方你也敢来？你知道这叫什么山吗？这叫终南山，终结你司马南！”当时我心想，咳！司马南不是我真名！（笑）我已经让人打怕了。我不是那种什么都不吝的英雄，我是正常人！因为我的缘故，给我开车的两个助手都被人用刀扎伤过，有一个差点儿摘了肾。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查封非法行医气功门诊，在家门口被人一顿乱棒，脸上还被划了三刀……
记者：能说说这10年的斗争生涯给你和你的正常生活留下的印记、带来的影响吗？
司马：我无论去哪儿参加活动，比如做报告、签名售书时，我都会预先给朋友打电话，到时候他们就会有几个人现场跟着我。我还不得不常常搬家、换电话，晚上也很少出门。直到现在我都有后遗症，就是走到哪儿总要先四下里扫视一遍，跟警察似的。也有正面的影响，10年里，根据斗争的需要，我读了很多书，是“带着问题学”，在“用”字上很下功夫。所以现在谈起反伪气功问题也许哲学、心理学和宗教等方面的知识我懂一点。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聘我去当客座研究员。
记者：我发现你在讲到自己10年的经历时，常常喜欢调侃，为什么？是刻意为之掩饰苦痛？是天生喜欢自嘲？还是长期的修炼使然？
司马：没有修炼，也不是掩饰，不是刻意搞笑。因为我这人本来就不是传媒前几年报道的那样，是一个很偏执的、很严肃的、见谁都斗的那么一个“斗士”。常常有人觉得我说话很好玩，向来就是。在许多地方，只要我愿意讲话，经常会有很多人围着笑成一团。我从小就有这种表达习惯。此外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把有些事多加渲染，不渲染说多了也招人厌恶。
记者：10年中你有许多骂名，诸如“叛徒”、“想打倒所有大师，突出自己”、“科学教”、“政治流氓”等，你对此怎么看？很气愤吗？
司马：这是我的光荣。因为我值得他们这样骂，他不这么骂倒不正常，我断了人家的财路，他那种痛苦是如丧考妣！骂人是大师文雅的表现，所有的叫骂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在搅浑水，不用跟他较真嘛！
记者：但据我所知，为数不少的并非信伪科学的人都很难理解你的做法，有人认为你是为了个人名利。难道你不觉得自己很不合时宜吗？
司马：对，我是不合时宜，“无利不起早”嘛！要不就是“偏执人格”，“脑子有毛病”！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是整个社会集体无意识设定的，比如大家到一个裸游的海滩去，你穿着衣服你就不正常；当大家都在讲黄色笑话时，你不笑你就不正常。所以攻击我是为个人名利的那些朋友，我真的特别理解，他们的心已经被这个社会的浊气污染了，他们用这样的眼神去看周围所有的事，他们拒绝感受真诚正义爱情崇高，这是一种心病，这也正是我们去坚持一种主义、坚持一种精神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记者：你如何看待这一阶段反伪科学的成果？
司马：我觉得反伪科学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上星期我在航空航天大学做报告，一个男子走上来递了一张纸条，神情非常严肃道：“司马南，今天我终于见识了你的疯狂！”不久前我在湖南卫视做了一期《今日谈》节目，是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刚播完，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只听里边咬牙切齿：“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们这样污蔑大法，终究是要遭报应的！”是个女的，北京口音。因为我长时间跟这种人打交道，我特别懂得他们怕什么。我既没有厉声呵斥，也没有讲“革命道理”，只问她：“你是大法弟子吗？”她大义凛然道：“我是！”我又说：“你这样诅咒别人，符合李老师关于真善忍的教导吗？你这样说，要降三个层次，并且这辈子不可能得到圆满了！”这时里边没动静了，只剩了不知是害怕还是愤怒的喘息声。（开怀大笑）现在形势变化了，当局对于反伪科学有了非常明确的说法。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但我们知道，反伪科学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运动并不能彻底清除伪科学，根本的办法是法制和教育，但都是慢活儿。现在“大师”们自顾不暇，一有风吹草动，死灰复燃是完全可能的。
记者：近两年你获得的头衔、称号、荣誉可谓五花八门，你很在意这些吗？“科普先进工作者”、“酷男”、“21世纪必须关注的中国人”、“最具战斗性的新锐人物”、“客座研究员”、“兼职教授”等，其中你比较看重哪个？为什么？
司马：大学客座，因为这至少标明了学术界对我的关注。其他的无所谓。这些荣誉一类的事情，是人家的事，不是我的事。一个人了解自己、有自知之明是不容易的。特别是男人，必须要理性思考问题。现在人家说你是这个，是那个，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还是我。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别太介意了。今天是你，明天就可以不是你。我不是清高，我也挺高兴啊，说我酷男我就酷男呗，虽然我知道我不酷！（大笑）
记者：刚才无论在街上还是在这里，看到那么多人跟你打招呼。当名人的感觉好吗？
司马：挺好的。至少有好的一面。如果没有风险，我愿被每一个人认识。但是司马南因为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成为名人，并且事实上得罪过很多人，那这么多人认识我就很可能不是好事情了。
我觉得现在对我的考验比过去更多了，因为现在我也混得人五人六的了，是吧？这个时候司马南拿得住拿不住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做过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后就烂掉的人多得是。所以说人生的考验，你活多长就有多长。
记者：最近《实话实说》、《挑战主持人》等节目都曾请你做嘉宾。今年初你加盟湖南卫视的消息也曾引起震动，而湖北卫视的《往事》栏目更使人们开始触模到“斗士”之外的司马南。这是否意味着你在“重心转移”？
司马：不是转移。反伪本来就不是一个专业，反伪没有人给你开工资，过去也都是业余时间做，只不过投放了比较多的精力。新千年我很想做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又恰巧有人推荐。多年来一直有人认为我应该去做主持人。过去忙，现在我有闲暇了，就做一个试试。
记者：是否打算今后在电视主持方面谋求更大发展？
司马：有人认为我适合做新闻评论性节目，认为我目前主持的《往事》不利于我的发挥。但我觉得我毕竟不是内行，有人邀请我就已经很抬举我了。我先找找感觉，先学着干。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的感觉可好？作为主持人的自我评价如何？
司马：节目编导们比较喜欢我，因为不用一句一句给我写本子，有个提纲就行了，有时甚至提纲也不用写，只要把节目创意告诉我就行了。人们看惯了俊男靓女主持人，现在有一张“老百姓”的脸、“斗争”的脸出现，画面上可能增加了一点色彩。但这色彩不是我，是我在那儿衬托着别人更有色彩。（笑）
记者：你难道没有想过把自己说话方面的“搞笑”才能再发挥一下，比如搞搞小品或主持娱乐节目？
司马：也有人这么说过。甚至有知名的娱乐栏目来找过我。但我觉得我可能还驾驭不了那种大型的节目。更关键的是，我主要的兴趣点不在那儿。但也许有一天，我没饭吃的时候，会去找个娱乐节目折腾折腾。（笑）
记者：听说这些年，你在“反伪”之外还做过不少事，也兼做过小老板。其中哪个最拿手？会不会重操旧业？
司马：我做过广告业、信息产业、电视传媒、杂志……杂七杂八的很多事。现在这些都已经结束了，主要是志不在此。中国不会缺一个平庸的小CEO。都不算拿手，因为主要精力不在那儿，做起来没有快感。人生就是那么几十年，其实做不了很多事，卑躬屈膝低眉顺眼是几十年，磊磊落落坦坦荡荡也是几十年，何不就选释最喜欢的、对社会也有价值的事情做呢？（2001年3月28日，《北京电视广播报》王青专访）
司马南的这篇答记者问全面回答了社会各界对他的种种猜测。其实他这就是换一种活法。这多时髦啊！为何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情？只能一辈子一个面孔，换一换就不行吗？
除做主持外，仍然反伪科学，甚至走到媒体前回答各种问题。换句话说，除了主持别人，也常被别人主持着。这就是司马南。
（摘自《男人段子——讲述司马南自己的故事》，李力研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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