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校前有一个告别晚会，在校园中举行，排了课桌在树下。记得那晚有莫名的忧郁，恹恹地伏在桌子上，与同学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晚会上有仝姓男生的表演，这男生吹得一口铜笛，每有联欢一类的活动，照例被邀来献艺。我其实不知道这同学考得如何，结果总不会理想的吧。其时同学们似乎都知道，这男生的父亲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似乎他的母亲已与父亲离婚，但人们仍以其为某种子弟，并非就能如所期待的那样脱清干系。我与这同学不同班，平时也不曾特别留意，印象中很沉静的样子，他父亲是两年后即文革初期自杀的，由我父亲执教的那所大学的教学楼上跳下，一前一后跳下的，另有一位老人，似乎此前已有红卫兵的“勒令”，他们将在次日被遣留在学校的最后一夜。事件发生后我曾猜想，这两个绝望的老人，在决定自杀之时一定有过交谈，只是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交谈罢了。正是盛夏，老人坠楼时不少人尚未入睡，据说人体落地时发出的钝响，如两袋重物，住在楼上的红卫兵竟一时反应不出发生了什么事。
话说远了，关于高考，真正难忘的，倒更是高中三年为了应试的苦读，初中时期，正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饿中，几乎没有学多少功课，升入高中时，中学教育已回复故道，“升学率”日甚一日地得到强调，你终于有可能由功课的方面，找回因“出身”而备受打击的自信，但学业的压力随之而来。因了初中时期风气的“左”，和高中功课负担的重，我对那所中学，至今心情复杂。那是我度过了所谓“花季”的地方，记忆中自然不可能全无“美好”，只是不免被斑驳的阴影遮蔽罢了。
本来读的就是寄宿学校，高中三年的寒暑假，是在学校度过的。还记得夏夜，与同伴一道，去附近的一所干部学校看露天电影《怒潮》，迷上了片子中的插曲，回到学校后还记了谱，唱得如醉如痴。冬天则与留在学校的同学，将课桌围了火炉坐着，各自复习功课。那时的冬季比近些年冷多了，半露天的厕所一地厚雪，我那时的记忆力似乎还好，未曾列入课程的《世界历史》，几乎将一套课本背了下来。我是个“钝”人，缺少灵气，只能靠了“死记硬背”；刚入高中时，甚至数理化也用了背来对付。也偶有轻松的时候。高三那年寒假，春节前后由学校穿过几乎整个城市回家，路过市中心最大的新华书店时，买到了一本心爱的电影连环画，那天似乎出奇地晴暖，满街流淌着融化的雪水。我走在街上，随手翻着那本连环画——不但当时的心情，而且对空气的感觉，似乎都留在了记忆中。
临近高考时，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宿舍熄灯后，还有同学在走廊上甚至厕所里准备功课。我还不曾拼到这程度。或许出于信任，父母对于我考学，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在意。只记得一天黄昏，父亲与妹妹提了饭盒来，还带了西瓜，坐在校墙外一处僻静的地方，看着我吃。还能回想起当时的那种不自在。那年月似乎没有家长送考生、在考场外“陪考”的事。我已忘了考试过后父母有什么关切的表示，大约也如平常那样问了问我的感觉，如此而已。
在那所中学，我是所谓的“全优生”，教数理化的老师，自然希望我能考理工的，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姓胡的副校长问过我，报考文科是否征得了父亲的同意，我说，父亲要我自己决定。那是1964年，敏感的人们已得知了风雨欲来的消息，甚至我的一个长辈也提醒我，是否不要考距离“意识形态”太近的文科，我却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那时的我，是个自信而任性的孩子，是不会轻易为异议所动的，此后也不曾后悔——即使不十分明白自己能做些什么，至少我清楚自己不适于做什么。至于报考北大，则出于班主任老师的鼓励，我自己本无此自信，自觉不如人，即使入学报了到，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感到不适。这已与本题无关，就不去说它了。
至于较之仝姓同学的幸运，则有一些复杂的原因。功课好是一项：其时那个学校的师生，还没有来得及脱出对于学习成绩的崇拜。因了1957年后的挫折，升入高中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我有了一种“愤世嫉俗”的倾向——也应与“青春期”有关的吧，老师对我却极其迁就，毕业前为保障升学，甚至动员我入了团，评语（推荐意见）据说也写得相当好。这或许应当归因于那个时期对“升学率”的强调。当然也不尽然。文革前社会空气日甚一日的政治化，对于这中原城市的影响，较之大城市晚了一步，而我的老师中，有一些原是父亲的学生。那时同属有“出身”问题的学生，也是依了问题的大小被区别对待的。“摘帽右派”（我母亲）较之“历史反革命”（仝姓同学的父亲），是较轻的罪名。我的其他同学中，功课好而没有机会升学的，多半与此种“原罪”有关。进入北大后，发现同班同学中，多半有着“工人”、“贫下中农、“革干”、“革军”一类“响当当”的好出身，对于自己竟然混迹其间不免暗自惊异——这当然是要感激那所中学、那些老师的。
回头来想，较之近些年的中小学生，我的青少年时代仍然有其幸运。读小学时不曾背过那样沉重的书包，放学后、假期中，是有足够的时间玩的，因而读了一些所谓的名著。即使中学的苦读，主要也出于“自觉”，并没有来自学校、老师方面的逼迫。其时尽管也有升学压力，却仍不像近些年的大；不能升学的同学，不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缺少来自物质方面的诱惑，也使得学生生活较为单纯——我以为这未见得是坏事，尽管不便因此而将“匮乏”诗意化。
约写的是“高考”，我却将一些高考前后的琐事拉杂写来，或不合于约稿者的期待。不知我的吹铜笛的同学现在在哪里，我的那些因了“出身”而与高校无缘的同学，是否各有一份过得去的生活。
（摘自《记忆·3》，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赵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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