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东西，是否成为有用的历史，读者自各有鉴判。在唯美目光的审视下，文字有用与否并不紧要，重要的是文章写得是否精妙。在我看来，黄永玉的杂集《火里凤凰》（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199页），拿完美的衡尺做整体丈量，若不讳言就须承认与及格线尚有距离。因不识诗，故集内诗十之八九难得会心（“射击”、“讴歌”和“克隆”入眼，总觉没有诗味）。寓目入心短章不是没有，可余味绕梁者仅得其一，即配有意蕴含蓄速写作插画的《老头还乡》（“……刚坐下就想着几时还再来？／理一理残鬓，／七十多岁的人回到老屋，／总以为自己还小……”）编者有心在诗文中间，杂以画家多幅写意山水，许是觉得原作高妙欲公之于众，却没预想到缩小影印收效甚差，远不如缀在篇前文末的线条题花悦目赏心。但与书（法）画（水墨）相较，长长短短的各色文字，无论起首散记湘西的那组“火里凤凰”、篇后的几则林中漫笔（即《森林浴池》、《森林小学》和《森林的黄昏》），还是殿后的小品《打猎妙在打不着》，却不管由谁来挑剔，都很难不归其为道地的妙手高文。稍觉扫兴的是文间星散的几多方言俚语（谁知“老庚”、“老咪”和“阿雅”何意？），不见注释也猜不出门道，翻检词典也一无所得。也难怪“湘西老刁民”出言谐谑：“要是湘西土话别人完全听得懂的话，我写起东西来简直像长了翅膀”。
初拟四十后得十五的《火里凤凰》，月余断续细读几番，总觉其意未竟。这组“湘西散记”虽为报章应景所作，却无八股文章的虚浮张扬，委实自出机杼，独成一家风骨。作者落墨为文，笔法轻灵飘逸，尽管名为“特写”，可是酷似戏文台词（少有虎着脸面平铺直叙的冗言赘语，多见庄谐杂陈的自然跳跃精短口语）。他怀了“给外头人有个新的眼界”的心态，带着看看凤凰“十几年来变成个什么样子了”的愿望，重返故乡采写邻里人情和苗区风俗，借助的是画家的眼光、诗人的心灵，和小说家的手腕和笔触。文句铺陈绝少同代人难免的牵强板滞，也罕见时政话语的叠床架屋，凝重史实的衬托亦无卖弄和炫耀。重游凤凰故地，旧城秀美不再（“代替过去齐整古老的大楼，是间间连续不断的，草草了事的，木头加竹片泥巴搭成的房子；代替过去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东西，是一些令童心起不了作用的苗碗，竹筷，漂亮的扁担，以及拥塞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的，正待发卖的大批竹箩筐。”）；意趣盎然的老宅失旧颜却无新貌（“我想起二十年前曾常来这里玩耍，那时候院子，厅，亭台楼阁都是经年油漆一次，院子里摆满大金鱼缸和喷香的兰草花，院当中一所鸽亭，白鸽子花鸽子飞来飞去。现在旧了，失去了光彩，斑驳败坏了。鸭子和鸡婆在那里来来去去。”）……年轻的木刻家心有怅然，但并不忽视人事变迁。他由衷感喟：“我的家乡变了，整个城都活了，‘翻身’这两个字在凤凰人脑筋里起了极大的震动！”（页37）
“新中国无论什么地方都在飞跃地、有计划地进步”（页4）的“光荣时代”（页77），也是赞歌高放的时代。不过，在这众声喧哗的年代，并非尽人皆有合唱资格。拘谨的私语当时虽被淹没，可却从未消失。《太阳下的风景》里，“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沈从文，正是没资格的低语者之一。他经历劫难后流传下来的低语，同样也成为那个时代“有用”的历史：“人都为事缚住，失去了过去人应有的从容，……巴金事就自然更多了，很奇怪，这么不从容，哪能写得出大小说？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哪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哪里能凑合成篇？……如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页254）表叔虽己被迫改行，然却心仍不甘：“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有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页255）巴金要幸运些，手笔始终没有停舞。可晚境忆往，后悔的是巴金，而非沈从文。巴金说自己“从来不是战士”，承认“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巴金全集》，卷16，页VI）。相反，沈从文日后旅美，却否认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只说是他“……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页446）。
黄永玉直陈少作“幼稚”，悔悟少时“有点自以为是的‘左’”，应非即兴虚应故事，实属切肤痛感，我推测他不会没有读过表叔表婶的家书。他之所以能从容泼墨，为文别于沈从文和巴金，说来与那时身份有关。谢蔚明在序中说的明白：“火里凤凰”是给大公报写的随笔，读者在香港而非内地。其时30不到，但已是有举办个人画展资格的艺术家。他有的是充沛的精力，自由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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