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类图书作为一块特定的出版领域，读者群小，选择范围窄，面临的压力大。在市场上，民族类图书要么归为社科类，要么归为文艺类，这种不尴不尬的地位使其分量显得很轻。并且，一些专业出版社的经营效益也不尽如人意，年销售额一般都在3千万左右徘徊。民族出版社总编室主任李有明认为，在中国入世的宏观背景下，民族类图书一定要把握契机，利用出版资源，加大出版规模，选题构成上要走特色之路，反映读者想了解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李苏幸也认为专业出版社要靠特色取胜，读者对于民族类图书还是有需求的，比如说知识性和实用性方面，可挖掘的东西很多。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投入市场后，反响还不错。云南大学出版社社长施惟达称这套丛书的定位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对人类学文本的一种有益尝试，另一方面其平实通俗的记录对一般读者来说，具有可读性。”在被问及为何选择家庭为切入点时，这套丛书的主编、云南大学党委书记高发元向记者介绍道：“家庭是最能反映少数民族特色的，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少数民族内涵丰富、形态各异的伦理道德，而其又是各民族之间最主要的文化差异之一。家庭是少数民族最具魅力，伦理色彩最浓的部分，透过它，可反映民族的历史和宗教等很多方面的东西。”
颇具特色的是，在这个大部头的作品当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比如纳西族学者、云南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先生写的就是自己的家庭。此外，还有汉族、满族、朝鲜族都是这种情况。”施社长向记者介绍道。这套丛书中《夏那藏家》的作者肖亮中对记者说，成书的过程是建立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的。
在写法上，不同作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有以家庭成员为中心组织成文的，有以民族家庭历史为主线的，还有在社区背景下，突出描写家庭的。肖亮中还谈到，参与创作这套书的最大感受就是通过自己的笔，表达了被调查对象想说的话，这恰恰切合了人类学“重新临摹”的思想。
“站在实录家庭的立场上，描写民族的真人真事，保存并抢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从而让各个民族互相了解，团结发展，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主编高发元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几年前，他主编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取得了成功，并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而今《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的出版是对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等15年到20年后，让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文化变迁的意味不都在里面吗？”
从家庭生活着手，这不啻为民族类图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面对新的世纪，迎接新的挑战，民族专业出版社又有何打算呢？民族出版社李有明主任向记者非常详细地分析了今后民族类图书的几个走向。一、满足人们探求神秘的心理，做一些民族风情文化图书；二、对民族宗教感兴趣的读者很多，而且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也较多，可重点推出；三、有效地和当地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做民族旅游方面的书；四、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普及类读物；五、开发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作品；六、切合西部少数民族读者需要，推出适合西部发展的文教类图书；七、用现代方式向少儿介绍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人物，比如采用卡通作品的形式。李苏幸认为，不少读者的民族知识相当贫乏，少数民族深层文化的普及类读物是今后关注的重中之重。此外，专业出版社要把目光放远，开拓需求量很大的海外市场，要培育自己的读者群，创立品牌效应，采取俱乐部和直销等现代形式发展市场。通过数年努力，民族类图书一定会闯出自己独有的一方天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