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闻名于世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工业出现销售者将真正的波尔多葡萄酒稀释，制造出大量的伪劣酒，有的公司甚至把外地产的酒运到波尔多，贴上当地的牌子，再以波尔多酒的价格销售，这在欧洲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但在我们看来，跟工业酒精兑酒相比，这实在算不得什么，至于把外地酒变成波尔多酒，简直可以称作一种正当的商业行为，似乎有个叫“特许经营”的专门术语便指的是品牌商授权其他的小企业使用自身的商标和经营模式，诸如各种各样的连锁店和各种各样的生产基地等等。
但这无疑是一桩丑闻，也许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或者干了没有被发现。更重要的是，波尔多葡萄酒业界认为这是一个威胁，唯利是图往往会毁灭品牌，类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不断地发生，如果公众已经麻木甚至认为值得仿效的话，那是一个更为危险的社会信号。
再譬如最近被美国广播公司披露出的一个内幕，美国各大医药公司每年要花费60亿美元的巨资来进行他们所谓的“医生培训计划”，所谓的培训内容却要么是价值不菲的礼品，要么是豪华的假日旅行。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阿诺·雷尔曼评价道：“说到底，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我们把医疗保健系统当成了一种商业来运作，但是很显然，这不该是一种商业。病人和普通的消费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医生应该是清廉正直的，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是，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被这种推销伎俩给腐蚀掉了。”
完全可以联想起国内媒体披露“医药代表”内幕时候的热闹，只不过没有人去统计过贿赂的总额，但这种黑色的金钱应该不会低于铺天盖地的药品保健品广告的投入。我们幸灾乐祸地看到原来美国也并非净土一片，于是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慨中逐渐丧失净化自身的能力。
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新的看点，丑闻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中国经营报》最近发了一篇长文，用谈话的形式重提了一下19世纪末美国的“扒粪”运动，即新闻界大规模揭黑的行为，并联系到今天中国的传媒也正在大规模地暴露社会方方面面的丑恶和腐败，并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机能的自我调整。现代化是一个诱人的字眼，其实也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就像春天到了，害虫就多了一样，在激烈变革的社会季节中，丑闻如同害虫。
但这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选择法国和美国这两则在我们这里也似曾相识的新闻，旨在揭示丑闻背后的一种社会心理。相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我们目前还处于弱势。面对着欧美发达国家的丑闻，自然而然地要与国内对比一番，对比之后，什么反应才算得体，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震惊，似乎犯不着；漠然，似乎不可能；说三道四，似乎太无聊。也许面对丑闻什么样的反应都可以也都没有意义，惟一有意义的是借鉴别人的处理方式，但媒体往往只关心丑闻本身，而忽视丑闻的善后工作，这使得前车之鉴成为一句空话。
从某种角度来看，丑闻甚至是一种社会“特权”，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是丑闻，一个花花公子做同样的事情就很正常。这里涉及到社会行为预期和道德预期，相对强势的个体或群体总是面临着相对较高的社会行为预期和道德预期，必须君子长惕惕。而公众如何剥离行为本身所附加的众多社会条件去简单地看待丑闻，找到丑闻发生的根源同时找寻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最具备平常心的丑闻哲学。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作为看客而非当事人和管理者，自然只把丑闻当作热闹，而看热闹的心理从来就不平常，可惜大家并非能够永远做个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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