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欣然输入“手抄《红楼梦》”五个字。你猜结果怎地？让我大跌眼镜：武汉七旬翁王某三年手抄《红楼梦》，“以每天一张900字的进度向目标迈进”；黑龙江七台河市八旬叟沈某五年来手抄名著100多万字，称“这是我人生的追求”；昌黎县73岁退休干部姜某“考虑到要在有生之年为子女、为社会留点什么”，十年间凭23支狼毫、20瓶墨汁和400多张八开宣纸以蝇头小楷手抄六大名著共计420万字；潍坊一位76岁的老人十五年抄下的20多部书撂起来达13层楼高，展开则有10万米长……甚而至于还有创下吉尼斯纪录的，此誉可谓无以复加了！
可肃然起敬之余，也生出几点疑虑。且不说“挑战生命”的藉口站不站得住脚，因为驴子围着磨坊一圈圈转出的是新的可赖以生存的粮食，写秃毛笔绞尽墨汁换来的反倒是著作权仍归老祖宗的东西，“生命在于创造”云乎哉；也不说“修身养性”的理由成立与否，因为从史书上看，那些标榜出世者的姓名每每赫然列于《隐逸传》已属不争的反讽，今人真欲恬然自娱，报章媒体也必不可能以激赏的口吻频频批露这类壮举；最重要的是，倘某君意犹未尽想再办个抄本展览，我欲乘兴前去，又恐胡言乱语，高处不胜喊：老先生书法家耶？红学家耶？
其实，“抄本文化”确是一门意味隽永的中国文化。拿《红楼梦》来说吧，师大本、北大本，俱可供叙事学家寻踪觅迹，“于不疑处有疑”进而破解有价值的密码，为繁荣红学添砖加瓦。但抄本的产生本身在文网密织、印刷术落后的古代毕竟是没办法的事啊。古人的无奈之举客观上酝酿着今天的学术价值，今天的绝非无奈之举又创造了多大意义上的学术乃至学术以外的新价值呢？拼将残年，竞相抄书，恐怕只是无谓的创造力的矮化而已。
抄本不过是个例，而思考推进一层，想想“矮化”这一生理共性的社会衍生还真有着呵。早已被科学证实为绝境的地方，有人去冒险了，同义反复的学术命题，有人乐此不疲……它们又值不值得反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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