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议题越来越多，表明它的发展和生机。问题是人们急于拓宽视野时产生的某种盲目性，致使女性研究丧失了应有的立场。而立场对于女性主义，比对于其他任何“主义”来说都更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其立身之本。当然，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袁枚和周作人也可以成为女性研究的对象，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女性观念，但是这些文章阐述他们的女性思想时，乐于并急于找出他们种种相关女性的言行，直至足以证明他们是女性主义或男女平等的思想先驱。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古代贤哲和文人名士，多半非怜香惜玉即孝慈惧内或样样俱全，他们对女人的温存体贴、对女性个体艰难的生存状况的义愤常能见诸人事史实，可巧碰到一个周作人一个袁枚，就认定他们有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思想，那女性主义在中国不早已蔚为大观了吗？任何人都有作为一个人的朴素的人道意识（除非他／她果真丧尽天良），这跟女性意识是两码事。好比出家人有“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的信条，你说他有“蚁蛾意识”有些滑稽一样。因此研究者在把文化传统中的精英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时，最值得探寻的倒是他们的言行与女性主义价值标准的隔膜与悖离之处，并且应该追问：为什么他们对待女性的仁义之举在现有的话语体系中，除了为男性言说增添一些颜色和趣味，对两性关系的现状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是出自女性主义立场的追问。站在这样的角度，才能从所谓关爱女性的种种具体行为和现实表象中，看到男权社会里女性工具性的实质。
在既往的时代中，如果真的有男性致力于两性平等的斗争，热衷于建立一个新的健全圆满的社会，那么，也是由他们斗争、他们建立，又由他们交给女人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女性的现实处境决定了她们无力参与，更重要的是，传统和习俗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认为，问题必须由、只能由他们来解决。在他们看来，很多时候，女人的言行如果不是明显的麻烦，也是多余之物。例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样身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盛行的大时代，同样是探寻通向社会平等之路，她之前的傅立叶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卢梭的影响也源远流长；她之后的约翰·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出世就被视为争取男女平等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玛丽的《女权辩护》，即便在她所属的阶层和阵营里，也是被有意忽视或让人错愕和恼火的。再如现代舞蹈艺术的先驱伊莎多拉·邓肯，当人们冲着她舞姿和名声而来时，她却根据自己的见闻，大谈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伤害，不仅吓得纽约市长落荒而逃，而且让李普曼这样的政论家“感到恶心”。还有那同属英雄豪杰的秋瑾，人们在为之一叹时有多少隔膜和惋惜，她为理想而斗争时又有多少格外的孤寂和愤懑？这样的事例太多，概括起来仅仅说明：女人最好的行为是配合和服从，老老实实呆着，不要乱说乱动，等男人来解救并赐予她平等和幸福；女人的美德是以感恩和满足的心情匍匐在男性的现实里，接受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命运。这些仁慈的高贵的男人，慷慨地向女人允诺，一旦时机到来，“我会给你们自由，我会将你们置于法律之上，不管你们出现在什么地方，你们都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者”。在今天，不要说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就是任何一个持个人立场的普通女性，都会觉得狄德罗说的这段话更像是某种游说。但在那个年代，他曾如此强劲地启发过人们的思想，激励人们为天赋人权而战斗。所以我觉得，与其专门搜寻男性尤其是杰出男性对女性的宽厚恩宠，不如就此相信女性已经获得了和男人对等的机会和权力算了，因为这样更有可能促使女性意识到并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赶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来捍卫加固这种权利。不是吗，民主自由作为理论早已普行于世，作为一种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了，而且，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和其他“先锋”女性来说，生育的主动权在她手上，她所受的教育与社会地位不亚于同一层次的男人，她可以更便利地言说和表达自己。她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不使自己的女性关怀更深邃更广阔更切实际了。换一个角度说，女性研究与其痴迷于过去女性曾有过的特别的荣幸，不如坚持男女两性现在仍然处在相同的困境中，同样的不自由，这可以让女性重拾、更重要的是检验男女并肩作战共同解放的神话，去发现、体会现实的男性，谁是真正的伙伴，谁仍然是他们所适应的男性中心的一部分，谁仍然是男性权威的自觉不自觉的维护者。
那么，为什么这些有能力并且自觉地与男性抗衡的女性言说者（还有从事女性研究的男性），这么容易就相信、并且这么卖力地去证实那些历史上的男性精英是女性／女权的同盟和护卫呢？可以用它来要挟现在的男性，因为他们大多钦羡并摹仿这些先贤大师，还是掩饰女性研究自身的虚弱？或许，那些自诩的女性主义者，并不真正在意什么立场，也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女性主义的责任和权利。她们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使命，还在下意识地四处寻求援助、荫蔽，借他人之功壮自己的行色。看来，应该强调女性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的起点，在于摆脱那似乎无法摆脱的被动心理——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你的凝视击伤了我的脸》的一组文章，是一群女性主义者对报刊上诸多以“观看美女”为乐的文字的声讨。她们不是被看者的代言人，由于女性是一个整体，她们就是被看者，强烈地感到现在是被看者必须说话的时候。说什么呢，第一，男女之间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第二，女人美与不美的标准是男性霸权确立的，因而是单一的、片面的、虚假的；第三，必须让男人看到真实的女人和女人的真实的美。这些问题看似错综复杂，微妙难辨，但还是凸现出这样一些让人生疑之处：首先，在男女两性之间，就算是女性被看，女性也固然是一个整体，整体中被看的那部分在他人和自己的目光里不正像鱼儿游在水里吗？其次，男女性别的不平等是因为女性被看而不平等，还是虽然同处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但女性总是低人一等呢？再次，习俗的女性美的标准是应该彻底抛弃，还是应该由女性单独来确立，或者由男女两性重新磋商后确立呢？还有，在向观看者展示真实的女人、冲击和矫正男性视野时，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是否仍然在用自己的身体努力迎合观看者的目光呢？她们在向人们大力传布所谓“真实的女人”时，自己的形象却仿佛是流行的时装、发型、首饰、脂粉等等的广告模特。她们神采飞扬地结集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注意到如此显赫的悖谬了吗？读者和观众该接受和相信什么呢？
最后，为什么无论对抗、冲击还是瓦解，都始终将自己放在被看的位置上呢？女性为什么不能主动转移视线，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让男性转移视线，为什么不去看男人、看其他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她心目中的“真实的男人”形象，去震撼、改造世界和男性的目光？所以，在这些看似激进的举动里，女性意识仍然仅止于怨天尤人，女性意识所意识到的仍然是女人的娇弱、敏感、珍贵。如果说女性一直是倚仗符合男性眼中的美而得到重视和呵护的话，在这群女性主义者这里，所希求的仍然是得到重视和呵护，只不过她们似乎更为骄纵任性，以为仅仅具备女性性别就应该并且足以获得珍重了。
今天，女性主义也早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新的世纪，可它的研究和实践主体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今天的女性，即便是所谓“最激进”的女性／女权主义者，仍然处于两百多年以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之痛心的境地：“除了少数而外，在她们应该怀有一种更高尚的抱负并用她们的才能和美德争得尊敬的时候，却一心一意想激起别人的爱怜。”
女性研究中的混乱状况使我联想到学生时代读到的一本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当时正值萨特走红中国，我似懂非懂，疑云重重：既然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叫存在主义呢？既然有了人道主义，为什么还要搞一种不是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呢？为什么这样一种人道主义需要特别的修饰和限定呢？今天的女性主义和女性研究，似乎也处于当年萨特存在主义的那种窘境。我甚至觉得，说不定正有女性主义者或者侠骨柔肠的理论家，在加紧炮制文章或演说词，而且就叫《女性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也未可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