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母校已经三十七年了，我实在难以忘怀在南大的五年苦读。无论是流落外乡，跑过多少码头，还是每逢叙述经历，填写履历表时，在我的脑际都会冒出一个念头：能不忆母校？这情形又大抵与游子思亲怀乡颇为相似。
关于读书，前人确实说过许多警句、名言，而且大都与苦字有关。诸如“吃得十年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诸如悬梁、刺股、凿壁借光之类的读书故事，也大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在我看来，读书原是有苦有乐之事。苦与乐全在各人的志趣与体悟。读书之事苦乐自知，他人只怕是难以言说的。
概而言之，读书之苦，其源有三：一曰课业太重，不堪重负；二曰物质匮乏，生活清苦：三曰身处逆境，精神重压。
就说南大的五年苦读吧，我的苦乐体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1959年8月初，当我接到南大录取通知书时，心中自是有些窃喜的，但因家境贫寒险些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最后经过曲折终于跨进学校大门之际，我是多么向往入校，并以读书为乐呵。
跨入南大校门，每逢诵读中外文学名著，或是欣赏唐诗宋词的佳句美词时，我也不免一次次沉浸在读书的享乐之中。
然而读书毕竟并非全是乐事。我的读书之苦首先是由严重的饥饿感带来的。我入学的第二年，中国进入史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只计划供应三十斤粮食、半斤素油，半斤猪肉、二两糖、二两豆制品和半斤“飞机包菜”。每当上完二节课或是晚自习饥肠辘辘时，我等大学生只有喝酱油汤、啃胡萝卜充饥，就连吃碗阳春面、买一块烧饼都要思前想后，反复斟酌的。饥饿感逼得有些人偷改饭菜票，逼得有些人不顾难堪到食堂搜刮饭菜桶的地步。以至当时有一位大学生竟说了一句令现在大学生不可思议的丧气话：什么时候我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红烧肉，死也瞑目了！
我的读书之苦，除了来自物质生活的匮乏，还与三五年就来一次的政治运动有关。如果说三年困难时期并未动摇我们好好读书的决心，那么自1963年前后毛泽东在北戴河敲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校园里顿时又升腾起阶级斗争的硝烟烈火之后，全校的师生们便又一次战战兢兢地背上了精神的重负。从此正在潜心读书的师生便好像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不知何时也会落在自己身上。这种精神威慑比之1958年批“只专不红”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那会儿，班上学生出版作文墙报，竟也遭到当头棒喝，而一些敢于说话并议论时政的学生便成了被批判的靶子，毕业时被戴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
尽管整日间饥肠辘辘，尽管精神紧张，我们这些南大6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们，大部分人仍能坚持苦读从不懈怠。这其中原因，我想除了与我无意于热衷仕途的个性有关，更重要的恐怕就是南大校风在不断引导、鼓励我们直接相关了。难怪早在几十年前先哲们就这样概括南大的学风：要做官到北京，要发财到上海，要读书最好在南京。以至直到今天，我仍记得郭影秋校长要我们“坐下来，钻进去”的教诲。
苦读是一种人生旅程，也是一种人生精神。在南大的五年苦读中，在南大学风的熏陶里，终于让我明白，要想顺利走完这人生旅程，长期坚守这人生精神，终究要建立在一定的人生目标之上。现如今在物欲喧嚣、享乐主义盛行之际，尤其需要倡导站在较高的人生目标之上，坚守这种精神，活一辈子，苦读一辈子。
值此南大百年校庆之际，作为南大学子，我尤其应当感谢母校给予我的苦读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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