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爱情故事被文学界奉为世纪经典、世纪之恋，这是不为过的，就是史学界也无疑义。1928年开始，张学良与赵一荻就成了夫妻，但1964年以前只是事实上的夫妻，并不合法，他的合法妻子是于凤至。直到1964年，张学良才和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一获正式结婚。
巧的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生活了72年，以1964年为分界线，正好划分成前后两个36年：
1928年至1964年，属于“非法”同居，感情至上的36年；
1964年至2000年，才是名正言顺，情法相合的36年。
赵一荻与张学良“非法”同居了36年，同时代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仅没有人去责怪，反而人人赞颂。赞颂者并不都是法盲，但这给法律研究、社会史研究、人物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
1901年至1946年：张学良在祖国大陆生活了45年，自离开祖国大陆，即一去未归。
1946年至1991年：张学良在台湾这45年里，没有离开台湾岛一步，直到1991年去美国探亲，张学良才算走出台湾。台湾有人说，张学良一直是自由的，不像内地人说的那样，“什么幽居”。既然是自由的，为什么等到91岁才去美国走一趟呢？哪有一个无事可做的老人愿意在一个孤岛上一呆就是45年呢？妻子病了，不能去照顾，儿子死了，不能去看上一眼，这“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呢？
1928年至1936年是张学良执政的8年。
1993年至2001年是张学良在夏威夷飘泊的8年。
两个8年似乎都是自由的、幸福的，其间苦衷大概只有张学良自己知道。正是这两个8年里，张学良的后脑勺上生出了两条政治“辫子”，被人抓住了。前一个8年被抓住一条，后一个8年又被抓住一条，之所以被抓住，大概都与他的自由度有关。
第一条是“不抵抗”的辫子。
第二条是不回祖国大陆的辫子。
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张学良三问”，主要是抓住了这两条“辫子”。文章说：“东北军（奉系军阀张学良之私家军队）在不到两万日本侵略军面前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未放一枪一弹撤出山海关，将东三省大好河山拱手让出。”“如果说撤出东三省为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那么长城抗战为当时之中央政府之决断，那么背负家仇国恨的张学良将军为何不率领我东北军之健儿奋勇抗战收复失地呢，不要忘记无论作为军政首长，一名军人，还是一名中国人，炎黄子孙都有守土保民之责。”“张学良对促成全国一致抗日确有功劳，但其历史的污点也同样不能否认甚至加以美化。”
文章的第三个题目就是“张学良为什么不愿叶落归根？”“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有一位美籍华人曾说：“张学良葬于夏威夷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这两条辫子恐怕要被永远抓下去了。第一条辫子永远也洗不净，东北确实是在他手里丢的；第二条则是千古遗憾，夏威夷的墓地是他自己选的。
张学良之所以能活到101岁，与两位高龄女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陪伴他72年的“牢狱夫妻”，情感鸳鸯赵一获；另一位是宋美龄，生命“护卫者”。
张学良早年风流倜傥。1925年，张学良率兵打败了孙传芳，首次进入上海，在上海认识了宋美龄，宋美龄当时是知名闺秀，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立即为她出众的气质所倾倒，称她“美如天仙”，约会数次，从心底里钦佩这位“佳人”，称她“绝顶聪明”。1928年，蒋宋结婚第二年，在北京饭店与张学良聚餐，见宋美龄和张学良谈得很亲热，蒋介石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张学良说：“我们几年前就是好朋友了。”说这话时，很有一种先蒋而识宋的得意之感。
张学良自己说，蒋先生没有杀他，主要是宋美龄保了他。“蒋夫人承认我，蒋夫人管我叫Gentleman。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认识。”张学良曾说：“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张学良认为宋美龄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美国乔治城大学王冀教授曾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管束岁月中，如果没有蒋夫人的关照，我想张将军的日子会是很难过的。对此，张将军也是心领神会的。”
宋美龄对张学良影响很大，有保命之恩；张学良对宋美龄很信服，宋美龄对张学良很愧疚。
张学良信基督，是听了宋美龄的话。
张学良与赵一荻举行结婚典礼、与于凤至办理离婚手续，都是受宋美龄指点。
张学良晚年，每次过生日几乎都能接到宋美龄的祝福。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不只一次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
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回祖国大陆呢？有多方面的原因。根据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和吕正操将军会见时说的话和他在其他场合说的，综合起来看，主要是：
一是不愿给海峡两岸带来麻烦；
二是不愿见记者，愿见老百姓，“因为我也是个老百姓。”
吕将军问他能否提供回祖国大陆的日程，张将军说：“我得回去跟李登辉说一说，东北是我的老家，我到祖国大陆看看眼睛，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日程。”
后来，张将军捎信说，“我的眼睛最近好多了，暂不回去。”
据张学良的东北同乡、台湾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透露，有一次外界报道张学良有意赴祖国大陆，台湾当局便通过渠道告知，希望他最好不回去，张学良的内地行因此作罢。这是第三条原因。
四是晚年身体确实不好，在异国他乡安度晚年之时，张学良虽然非常适应夏威夷的环境、气候，生活得舒适、悠闲。但是，他多次表示希望有一天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以老兵的身份回东北与乡亲叙旧。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谜团了。最大的谜团是，他为什么亲自在夏威夷选定墓地？也有“难言之隐”？
1990年日本NHK记者采访张学良时曾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日本记者：“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学良：“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日本记者：“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样讲。”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从张学良的这些话可以看出：
1.关于西安事变，仍有外界至今不知道的“重大机密”，张学良有话没说。
2.这些“机密”的知情者只有张学良、蒋介石、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等5人。
3.这些事情公布之后，肯定会伤害某人的人格。
4.受伤害的人不是一个人。
5.这些“机密”不会伤害张学良本人。
那我们可以运用排除法来分析。根据张学良晚年历次公开谈话，和接近张学良的人透露出的观点：张学良佩服周恩来，对周恩来评价很高，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如果根据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分析，受伤害者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不是周恩来，不是张学良，那是谁呢？
选定2002年公布张学良口述历史和个人保存的资料，是张学良自己选定的。
之所以要选定2002年，只有他自己最知道。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他从来没有谈及，或谈了现在还没人披露。
他选定公布的时间不是仓促的选择。他之所以选定2002年，一定与公布的内容和他作出选择的当时仍然在世的人有关。
首先看将公布的是什么内容。其内容一定是他所亲身经历的，与他有关，而且包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并具有一定伤害性。什么内容能既具有神秘性又具有伤害性？那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主要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问题。西安事变后，内战停止了，和共产党也联合了，也一致对外了，所以不具有什么神秘性和伤害性；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背信弃义，根据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会予以揭露，保密不了，所以涉及到共产党的事也不大可能。
那就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问题和国民政府军政改组问题。
蒋介石一定是背信弃义了。
在什么地方背信弃义了呢？当时谈的内容最有可能的：一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中的职务问题，比如指挥或参与指挥全国军队抗战等，而且蒋介石点了头，宋氏兄妹担了保；二是国民政府军政改组问题，如调整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职务或削减他们的权力等。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张学良的存在就对蒋介石构成巨大威胁。因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几次心起杀机。
张学良说：“我的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这事）我不知道，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才知道。”（即美国公使写的东西）“他写道，‘宋（决不是宋子文）对蒋先生说，你对那个小家伙（他们都管我叫小家伙）要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她说他西安事变，她说他不要金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选定2002年公布自己的口述和保存的资料，是张学良在1996年前后决定的。当时，知道这些核心秘密的人5个人已经走了3个，只剩他和宋美龄两个人健在。那么，选定2002年主要是考虑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如果在2002年都作古了，最好；如果剩一个，不管剩谁，也无所谓了。
张学良与宋家兄妹有着很好的私交，在解决西安事变——尤其是在放蒋这件大事上，宋家兄妹是对张将军打了保票的。可是后来，他们在西安说的话都变成了一纸空文。这些事情如果从张学良口中说出，他认为对活着的宋美龄是一种不敬。
所以他要选定在他死后的时间公布，他推断自己生命结束的时间极限是2002年。
张学良神机妙算，真的在2002年到来之前的第76天他走了。怪不得他走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摘自《纵横》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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