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两对矛盾的探讨学界似乎更情有独钟。北京广播学院文艺学博导蒲震元教授认为，散文的阅读还是应该以社会启蒙意义为重，据此，他把当代名家散文图书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学者散文图书，以文化界学术界元老级学者科研和生活感悟为代表；二是文化散文图书，以一些行走文学作家描绘本土或异域文明的随笔散文为代表；最后一种则为一般的畅销书类的随笔偶感。其他学者则针锋相对，北师大教授刘锡庆认为，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功用还是体现在它带给人的性灵抒发和精神寄托，因此应该是吸引读者的首要一点，所以，纯粹的散文应是注重自我心灵的，不该有任何哲理的或者学术的东西掺杂其中。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记者就“学者散文”图书颇受争议的一些问题走访一些学术界名人和出版单位。
蒲震元教授认为，“学者散文”大部分作者都是本学术领域内的泰斗级人物，他们有着丰富的学识修养和生活经历以及诸多的艺术体验，这种散文图书给人的是怡神怡志的熏陶。而集合了季羡林、钟敬文、周一良、侯仁之、何兹全、张岱年、任继愈、冯钟芸等一批文史界大师的“《名家心语丛书》二辑”显然可以称的上是标准的“学者散文集”。对学者散文的提法他是积极赞同的，也很看好这种散文图书的社会启蒙价值。
对于这种散文图书究竟应该以什么为重的问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名家心语”为例，这套丛书中所收的文章主要是学者所写的随笔散文。这种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学者的业务造诣，但更显出他的为人，包括价值取向、处世行事、情操趣味、爱憎倾向、风格个性等等。所谓“心语”，无非是心灵世界的较多展示。这套丛书现在只出了两辑10种，作者主要是文史学者，编者的计划是还要向其他领域扩展，让科学、艺术等方面的“名家”也来一吐心语，使读者既见其文，又知其人。如果编者的计划能够实现，也许读者能在这些“心语”中发现一种共同的深层心意，即那些引经述史、谈文论艺的随笔都蕴含着对社会的人文关怀；而作者本身也比较注意人文素质的修养与锤炼。现在有许多人非常注意精神文明和人文素质，尽心尽力地讲道理、抓措施、树样板，这当然很有必要，但精神文明和人文素质在时时处处都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许许多多人都可以在其人生阅历、治学练艺、成败荣辱中有所感悟；发为“心语”则可能对人有所感染或诱导，直接间接地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任何个人不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其精神世界和治学做人也必有这样那样的局限。
所以，丛书社会效益的真正实现，毕竟要靠广大读者运用自己的慧眼从中提取有益有用的东西。
学界不少人所推崇的以《名家心语丛书》为代表的“学者散文”图书可能带来的社会启蒙与教化意义似乎在理论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著名学者王钟翰认为《名家心语丛书》甚至称得上是“一本可以传后的信史”，在其各本散文集中体现出来的“一个学人的家世、治学、求师、学术钻研、另辟蹊径、成一家之言与师承渊源之全部纪录，与自传无别，凡与为学有关之事，均可入录。此之谓信史，可以传后，孰曰不宜！”
学者创作的散文作品因其天然的学术积累和丰厚的人生感悟，肯定可以担负起良好的社会教化作用，然而，散文图书的出版是整个图书市场经济化操作的一部分，市场的反响又是出版界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内涵深远、厚重，立志启蒙的名家散文面对参差不齐的读者群体似乎也多少体会到了些许的尴尬与无奈。
《名家心语丛书》主编之一张世林坦率地承认，由于丛书中作者大多为学界的学术泰斗，作者学识水平与一般读者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肯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丛书出版后在一段时间内会很难有一般畅销书的销售量和读者欢迎度。据记者了解，这套丛书每本初次印刷仅为6000册左右，迄今为止，也只有季羡林先生的《千禧文存》有过一次重印，在经济效益方面其他几本均无很大建树。以目前的图书市场行情推算，一本书3000册—5000册的印刷量基本上属于保底数额，只能大体上保证出版社在全部存书发行完毕后不致亏损。市场冷暖决定图书销售发行火爆与否，出版社在前期的市场调研中显然必须考虑到暂时市场萧条的可能。
其他学者散文图书似乎也难逃暂时的市场冷淡之劫，记者调查了京城几家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几乎难见“学者散文图书”的影子。北京图书大厦一位读者告诉记者，自己是学理工的，对这种学者散文中传达出的一些专业性内容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兴趣不是很高。很显然，在追求社会效益上的文化高品位高质量的同时，又要保证经济利益方面的图书高发行高回报，已不是出版社一方可以解决的问题。
学者散文出版的尴尬，我们听说了许多，也从图书市场的晴雨表上亲身感受到些许的信息，然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出版社热衷于做这样一件似乎无经济利益可言的事情呢？《名家心语丛书》主编之一张世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工作，认真回顾起来，思考最多，用力最勤的还是抢救文化财产，这或许跟自己曾长期在中华书局和古籍小组从事杂志编辑工作有关，因为编杂志需要同众多领域的许多作者打交道，需要建立一支阵容强大的作者队伍。而在这支队伍中，有很多先生都是我国学界的泰斗和名家。因为工作，自己和这些先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和接触，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写出的代表学术水准和生活点滴感受的文章都是极其可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许多人年事已高，有疾病缠身，许多重要文章若不及时整理出版便会永远地带走了，这样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出版人都应该多做些抢救工作，要趁这些老先生们还健在，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他们把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生活感悟用散文的形式写下来，然后分期分批加以出版。”
此前张世林曾编辑出版过《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两部大书。颇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好评，金开诚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为这两部书没有获奖而耿耿于怀。张世林说：“这两部书中的好多作者都仙逝了，这更让我肯定了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有了这些经验，在编辑《名家心语丛书》前两辑10部时就显得信心十足。”他同时表示：这些只是开了一个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现在，10位作者中就已经有周一良和钟敬文两位老先生去世了，作为出版人，不希望他们带着遗憾离去，也不希望中华文明留下遗憾。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对学者散文的整理和出版也是评价颇高，他认为，由于学者散文作者本身的特殊性，这些书的出版很有现实价值和学术理论意义。从现实来讲，这种文化拯救工作对社会对作者是一个补偿和安慰，周先生和钟先生都看到了自己一生最后的一本书；从学术理论意义上来讲，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学术专著，但是纯学术的东西有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者的人生体验或学术感悟，而“心语”这些东西恰恰可能是作者本人最为钟爱的，这是自己学术研究的说明，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散文对于读者了解一个学者的学问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地位和阶级关系是一个借鉴，正所谓“读其书，知其人”。
相对于出版界的雄心勃勃，铁肩道义，学术界的另一些学者对时下热热闹闹的学者散文图书热泼下不少的冷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刘锡庆教授认为，我们对散文的界定在走入一个误区，学者散文以及与之相对的文化散文、智慧散文等等的划分都是不能成立的。刘教授批评说，现在我们所谓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学术性加强了，信息量增多了，但恰恰失掉了“五四”以来散文作品推崇的自我性、即兴性以及幽默性。刘教授确信，散文走学术性的路子就不是真正的散文了，不展现心灵的赤诚，不描写当代自我的情感流动，而是走向历史或者亲近哲理，都是对现实的疏离。刘教授还特别提到刘墉的散文作品，他认为，刘墉的散文图书的火爆关键在于他在作品中体现出了对某些生活哲理的阐发，但刘教授并不认为这是散文作品，它更像是“类似杂文的随笔”，学者散文却离情感太远，离哲学太近，太追求思想的深刻而丢掉了很多文学性的东西，根本没有性灵、生命体验等情感层次的内容。
在谈到散文图书的社会意义时，刘教授坦言，散文图书乃至文学图书可以启蒙，但它首先是一种情感的净化，不宜太强调议论、说理和哲思。他同时强调，对于散文“消遣”的论调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整个文学都有愉悦性和心灵抚慰的功用。但说整个散文作品或文学在走向“消遣”是毫无根据可言的，散文给人的应该是消闲，是沉重生活下的情感倾泄和抒写，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引导人灵魂上升。
无论名分与价值如何界定，“学者散文”图书在熙熙攘攘的评论中依然健康安静地行进着，正如蒲震元教授所说，这种散文或者随笔给人的“怡情怡志、怡心怡意”的影响是不能被抹煞的，学者散文图书也一定可以在图书市场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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