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是从事某一职业时应该遵守的一些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不是像魏彦渊对陆法言说的，“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是由本行业从业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规范的形成原则，同时也是制定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作环境更加理想，使工作行为更具效率，使工作的成果更富科学性。对于学术研究这么一种精神活动来说，其所应有的规范的形态当然会复杂一些。不妨将它划作三个层面。
先说第一层面。这一层面属于机械层面。这一层面上的规范基本是人为的硬性规定。比如要有关键词，要有中英文摘要，注释的格式如何，还有书后是不是得搞个索引，如此之类。但它与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驶还不完全一样，它有个方便读者的原则。比如当页注就比文末注要显得人性化。而且这些硬性的规范同样不是少数人拍脑门想出来的，这个层面上的规范也是随时代、地域的不同变化的。像摘要的出现，就与这个时代知识信息密集的状况相关。关键词的出现，又与出现不久势头很猛的电子网络检索的需要影形相随。
又如海外讲求细注出处，作者名，书名，刊名，章节名，出版年月和单位名，这些我们都做得到。但卷多少，页多少到多少，上栏还是下栏；尤其还每事注，行文中随便提到一句，“这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文后就赶紧加个注：“战国·庄周：《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然后跟着何年何月何种版本多少页等等，这些内容窃以为目前我们还没条件做到。如果都这样做了，本能容纳20篇文章的刊物恐怕不得不割爱掉三、五篇，一本20万字的书，也得涨到25万字。在国民生产总值还位居世界第N位的时候，在还得靠少得可怜的一点儿科研经费去资助出版，资助费又是视字数多寡而增减的情况下，我看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较妥当。
说明一下，这一层面上的规范，遵守不遵守倒也不是最主要的。你有钱，硬要不厌其烦地详注出处，当然出版社最高兴；你自信，硬要不写摘要，相信人们都愿意去细读你那喋喋不休的长文，那你就不写吧。
再说第二层面。这一层面属于道德层面。比如，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写年终总结还得参考一下别人的，何况搞学术研究。参考了就得出注，就得说明，不能干掠人之美的事。更严重的是从报刊杂志上我们得知，有那么多文钞公在那里腾挪跳掷，欺负我们不懂洋文，欺负洋人不懂中文，光天化日之下干着鸡鸣狗盗的事。他不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天底下哪可能就他一人看过那本书？被人指出之后竟然毫无愧怍，说我砖头厚的一本书，你不只能说我抄了这么几页吗？这好比抓住一个当场行窃的小偷，他说就算这个钱包是你的，你怎么能证明我的手表、领带、衬衣、金丝眼镜……不是我的？
西方严肃的学术著作多遵守一种格式，开头先综述一下本课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然后说明自己的研究与他人有什么不同，再开始具体的论述。形式上的过于固定不一定必要，但这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体现出来的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学术的尊重，这就是很必要的。我们的文章往往不太注重这一点，洋洋洒洒地一路说过去，通篇不提一句他人的研究成果，仿佛这个问题是自我作故，无所宪章。其实哪有这等事！这样做还有一个后果，读者本来不相信所论都出于你自己，这就使得他们弄不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别人的，因而不利于清晰地树立自己的观点。当然，对于那些本来就没有自己观点的人来说，这一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许这还正是其瞒天过海的一种手段，也未可知。
三说第三层面。这一层面无以名之，姑名之曰理念层面。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业理念，它是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对这一行业的目的、价值等的理解的具体体现。我们现在强调“规范”，似乎在前两个层面上谈论得较多。对学术研究目的、价值的理解虽然不属于具体的条条杠杠，不具有太强的操作性，但如果我们同意“规范”的实质是行业行为的一种准则，那么无疑是它更接近“行为准则”的本义，更应包括在所谓“规范”的话题中。
如同人体内部的病毒导致体表温度的升高，“规范”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说明的是学术界的机体出了毛病，就是说，可能“失范”了。果真如此，则我以为其根源即在学术理念这一层面。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不同的学术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同一学术领域，不同的人答案也会不同。这么一个很“学术”的问题，不可能在一篇短文（虽然我预装了一个很“学术”的题目）中详说，所以打算换一个方式表述，就是不说是什么，而说不是什么。比如，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搏金，不是为评职称。比如，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一定与其和政治、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成正比；同时还有相关联的一点，学术研究的水平不体现在发表了多少文章，发在什么样的刊物，收入什么检索机构。这些道理基本浅显易懂，所以不用详加解释。问题恰恰在于，也许我们不愿直面，我们现在所处的人文学术环境确实就是这样。
记得两三年前，一位现在已颇知名的中年学者对我长舒一口气地说，终于评上职称了，以后就可以少写些没意思的文章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中至少获得这么几重信息。他是为评职称而写文章，此其一；他评上了职称，是因为写足了所需数量的文章，此其二；他为评职称写的文章并非自己想写的，因为（或因而）它们没意思，也就是不具有学术价值，此其三；他并非不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有意思，只是无奈得评职称，所以不能不先委屈一下学术，此其四；职称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从此要改写有意思的文章了，此其五；……孰料言犹在耳，不久前他老兄又是一鸣惊人，说整天忙着写短文，新的工效挂钩方案下来了。权威核心（我才知道世上还存在没有权威的核心）刊物一篇奖五千，重点核心（敢情还有不是重点的核心）三千，一般核心一千，如此这般。至于为什么写短文嘛，是因为一篇文章三千字起算，低于三千的没钱，超出三千的部分，岂不等于白写！他还告诉我，有的学校出手更狠，每年须发文章若干篇，须获课题若干项，须电视露脸若干回，完不成就不仅是拿钱来说事的问题，还将不能幸免地遭到名誉上的毁灭性打击：降你的级，撤你的岗。
举这个例子我看可以说明我的观点了。学术研究的真谛扭曲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淆乱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也跟着泯灭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做研究，哪怕文章的表面打磨得再“规范”，再跟世界接轨，也白搭。可以预见的短期内本已不少的文钞公很可能还会翻倍地增加——不这样来不及啊！长此以往的结果则必然是：提高非学术数量，促退学术发展。这不是明摆的事吗？
说到和世界接轨，现在老嚷嚷这个，我倒觉得也许我们和世界的轨脱得本不算太远。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版）中说：“在这个‘不出版，就殒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这本书的写作距今总有二十来年，也不知近来美国的轨有否新的变化，直到那天遇见一个刚从那边回来的华籍美人，杏眼圆睁道，Publish or Perish，你也知道这句话？我才相信了，就像我上面说的，我们的轨和世界脱得并不远。
我们跟美国都一样了，大家伙还嚷嚷个什么劲；人家美国都这样了，我还嚷嚷个什么劲。就这么走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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