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早年的小说多是阴森森、血淋淋的。他总是能用不急不缓的冷静笔调写一个人是如何被（他人、阴谋、意外、灾难、战争）杀掉的，或一个人、一些人是怎样不动声色地筹划着实施着一场思路清晰的杀戳之事的。所以读余华的小说总是提心吊胆的，指不定某个人物就会在某种情境中被这个叫作家的家伙“干掉”，而他被“干掉”的过程或程序又被余华设计得那般精密细致、有条不紊。90年代，尤其是当你带着原来的阅读惯性去读他的《许三观卖血记》时，你一定会感到惊讶：许三观流了那么多血，许三观和他的老婆、三个“乐儿”一家人遭了那么多难（疾病、政治迫害、社会偏见），怎么竟然没有一个被余华写死掉！许三观一家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情形同福贵一家人在世事变故中纷纷死掉的惨相正好相反，——余华对生命怎么变得一下子温情起来了？
我所熟知的陈染的作品很有些杜拉斯的味道：总是一种有些畸形的充满紧张和意外的情爱，总有一个把反叛和孤独深藏于内心的女主人公，总用一种冷到极点、深刻到虚无的文笔去写原本炽热狂野的灵欲。读陈染的小说，你会感到这个人正把自己的心与身一条条、一片片地撕裂开来，放在火焰之上烤炙。近几年，陈染的小说写得少了，不知是何原因。前段时间读到她的一篇短短的随笔，大意是说从现在开始，她已决定不再像从前一样同自己过不去，用一些激烈的东西撕扯折磨灵魂，而是要随心所欲，放松神经，学会享用平常生活中的快乐和阳光、咖啡、春风等等。从极“酷”的特立独行的陈染到开始有些人间烟火气的日常的陈染，这个剧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莫言最初是喝着红红的高粱酒写起小说的。被炽烈的高粱酒烧得浑身发热的莫言写起小说来总有一种放荡狂野甚至野蛮的激情：大胆粗俗的譬喻、急湍湍慌不择路的人物举止、喷礴而出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文句、令人胆战心惊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这些都直使你感到莫言写小说就像发疯之后的凡高在阿尔的乡间头顶烈日大块大块地往画布上涂抹油彩一样！即使偶露柔肠温情，那也是“黑旋风”李逵式的，是“花和尚”鲁智深式的，带着粗鄙顽劣、大大咧咧的腔调。可是，如果你看到莫言近年写的几个中篇，如《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你会难免感到纳闷：哟，莫言这厮怎么能写得这么心平气和，把个小包袱抖得有韵有致的，而且甚至有些耍弄小情小调的嫌疑，——这是莫言写的吗？
余华接受采访时曾说：由于生了孩子做了父亲，加之生活逐渐变得安稳起来，他自己的心境同从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用一种平静的心情去感受生活中日常的温情，而这种温情恰恰是生活中最可贵最永恒的东西。——“天增岁月人增寿”。余华、莫言、陈染乃至其他曾坚持先锋写作姿态的小说家，在创作中越来越温柔的变化，难道仅仅是由于岁月沉积打磨之下、激越叛逆之后对生命中温情的回归或发现？这个变化之后究竟有没有什么更深刻更隐秘的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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