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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当代影坛的重要人物。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推出了由著名影评人、电影策划人李尔葳创作的“直面系列”——《直面张艺谋》、《直面陈凯歌》、《直面姜文》、《直面巩俐》，近距离地与四位名导演、名演员直接交流，读者可从中对这几个人的生活及创作有进一步的了解。本篇文章即摘自该丛书。
众所周知，张艺谋是个吃过苦，有过曲折经历的中国电影人。
张艺谋属虎，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
张艺谋的父亲和他的两个伯父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到了台湾，二伯父在率部队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父亲没有收入，全靠做医生的母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贫寒的家境、社会的歧视、精神的压抑以及家庭所笼罩着的苦闷，使幼小的张艺谋过早地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造就了他沉稳、内向的性格。
儿时的张艺谋也喜欢玩，最喜欢光着身子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张艺谋虽不怎么用功，可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不知从何时开始，张艺谋迷上了画画。他并没有艺术细胞的遗传，而父母也没有给他安排学画的环境，可他的画技却突飞猛进。他曾以大地、墙壁、电杆做纸，以粉笔、木棍、炭块做笔，画山水、花鸟、走兽，更多的是画人物肖像。他自认为画画全班第一，后来发现班上还有一位女生也画得不错。这女生名叫肖华，后来成为张艺谋的妻子。
“文革”爆发后，张艺谋和他的几个好友告别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别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队到了咸阳地区乾县一个贫穷村庄。在这里，他和当地农民一样拉车、起粪，一身泥一身汗地和农民滚在一起。除了和几个知青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练字：楷书、草书、扁魏……他一有空就练。在村里，农民们总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张台谋。他画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农民们感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主席像”。在这里，他虽然过着一个劳动日三毛钱、连肚皮也填不饱的日子，但张艺谋却并没有白过。他饱览了奶头山的风韵、石兽群的雄姿。神秘的无字碑、静卧的无头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那时候的张艺谋，无疑就是后来《老井》中的那个孙旺泉。难怪他演孙旺泉演得那样真实。
张艺谋21岁（1971年）时正值大招工，知识青年纷纷返城。张艺谋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厂家敢收他。幸亏咸阳国棉八厂看上他那强健体格，并打得一手好篮球，才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张艺谋由农民转成工人，却并不轻松。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进车间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视。但他并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他开始为车间墙报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3年之后，他的“一技之长”终于被厂领导发现，于是他被提拔到工艺室从事设计工作。没想到，搞设计又使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机，买廉价胶卷拍着玩玩，没有钱买摄影书，他就从图书馆借来抄。后来，他越拍越上瘾，便想买台照相机。可那时最普通的照相机也要好几百元人民币一台，这对于每月只拿三张“大团结”（即30元人民币）的张艺谋来说，怎么消受得了？没办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他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咸菜，节衣缩食，连汽车也不坐。最后，还卖了血，借了钱，终于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从此后，他背着这台“海鸥”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进自己的镜头之中……他在悄悄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张艺谋的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夏天，全国开始恢复招生，张艺谋暗暗欣喜。当年5月份，他乘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带到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场。摄影系的老师们接待了他。看着他从华山上拍来的60幅作品，老师们传了一圈，爱不释手，说从来没见过“摄影基础这么好的考生”。但他超过规定年龄6岁，学校不能录取他。绝望之中，张艺谋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并附上了他的摄影作品。黄镇爱才，亲自发了话，张艺谋这才勉强被录取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欣喜若狂。
入学不到一个星期，学校饭厅门口就贴出了说他“走后门”入学的大字报，但20多年来的磨难，教会了他如何在逆境中生活。他沉默，忍耐，小心翼翼地做人，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他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而且常有自己的摄影作品散见在全国各地报刊，但学完一年之后，在放假前，校方仍以“入学手续不完备”为由，劝他下学期不要再来。多亏真正爱才的老师说好话，张艺谋又写了一份态度诚恳的保证书，他才得以在“夹缝”中熬过了后三年的大学生涯。在摄影系，张艺谋的作业几乎成了“标新立异”的象征。当时在电影学院任艺术课老师的郑国思说：“张艺谋的东西是动感情又动脑筋的。”学校对他的冷遇，促使张艺谋越加勤奋。他想超越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他相信“自己总会有一天也会成为气候”。
李尔葳： 现在你对你们第五代这几个导演有什么看法？
张艺谋： 这个我不想多说什么。中国现在认认真真拍电影的没几个。凯歌、壮壮、子牛，我这几个同学在事业上都是认真的人，都很不容易。现在中国电影还不是处在一个旺季，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对他们多爱护、多鼓励。应该少砸人、多做善事。第五代跟第四代比，在人际交往上完全不同。第五代不怎么抱团。不是说不怎么理解，而是不抱团，极少进行人事的联络，两三年影子都不照一个，见了面则：“哥们儿，你好啊？”拍拍肩膀，不是说大家不好，只是不像第四代导演那样抱团，有很多共同点。第五代不爱在一起开会（笑），跟第四代不一样。我们第五代互相了解就是看电影，真的很少在私下做更多的了解。
李尔葳： 能说说你的父亲吗？
张艺谋： 我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他的性格与他的境遇有关系。他是国民党军官，又是什么黄埔军校的，长期以来都很严厉，也很压抑。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他就是不苟言笑。我们之间平时交流很少，但我还是较多地受了我父亲的基因遗传。拍《红高粱》之前，我一直沉默寡言，这非常像我的父亲。上电影学院时，凯歌有篇写我的文章，就写我沉默寡言。因为是陕西人嘛，陕西人不善交际。陕西人一根筋，执著，但是也保守。
李尔葳： 你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但现在看起来仍然很精神，她年轻时候漂亮吗？
张艺谋： 我母亲年轻时确实漂亮。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可以说是我们家的幸福之源。我爸是那样一种糟糕的情况，长期没有工作。我妈妈很乐观，拉扯我们几个孩子。我觉得我妈是很了不起的母亲，要靠她支撑这个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长期以来，妈妈是我极大的精神支柱，这一直延续到我上了电影学院。
李尔葳： 你后来拍的电影很成功，而且在国际上有了这么大的影响，你父母有什么反映？
张艺谋： 他们当然很高兴，老年人嘛，总是望子成龙。
李尔葳： 你经常回去看他们吗？
张艺谋： 我很少回去。这点很惭愧。实际上我尽不到做儿子的这种责任。我就顾一头吧！电影是流动的艺术，实际上电影人也是流动的，几乎是四海为家。但只要我拍好电影，即使不能照顾家，但看我事业有成，做父母的总会感到欣慰。我要尽孝道，就顾不上拍电影了。连续四年春节，我都是在国外过的，根本没办法照顾父母。现在，多亏有我弟弟和弟媳照顾他们。
李尔葳： 你写东西怎么样？不是常要改剧本、写分镜头剧本吗？
张艺谋： 我写东西很慢，很吃力。我不属于那种文采飞扬的人。在我们第五代这几个导演里，凯歌的文采最好，首屈一指。
李尔葳： 对，他喜欢古典文学，文学修养很深。
张艺谋： 他文学素养高，感觉也好。他爱读书，写得也好。我没那两下子，所以平常不写，也懒得写（笑）。实在躲不过去了，能写一行就不写十行，尽量写短一点（笑）。
李尔葳： 你的字写得不错？
张艺谋： 一般。我“文革”时在农村、工厂练过一段毛笔字，各种体都练，是为了写大字报而练的笔（笑）。现在也没时间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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