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十五”期间，我国已将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列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扫盲课程和教学改革正在深化，以学习需求为导向、能满足成人文盲基本需求的扫盲教育机制正在形成，扫盲的实用性继续提高，并逐步从“扫文字盲”向“扫文化盲”的方向转变。逐步形成基本语文、实用数学、创业知识与技能、家庭生活知识与技能、公民生活知识与技能相结合的扫盲课程体系。理论上，与扫盲工作相配套，应该会有大量扫盲图书出版，但是，记者对扫盲图书的出版现状进行了解后发现，其形势并不乐观。记者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采访时了解到，虽然扫盲图书从1950年就开始印刷出版，但到现在的50年时间中，总共出版的种类也只不过十几种，出版的教材中再版的几乎没有。据该社成人教育中心主任顾国麒介绍，从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那一年就开始出版扫盲类教材及图书，此后也陆续出了一些。但记者发现，这些50年代出版的扫盲类图书大都是些扫盲的经验材料汇集，最早的一本真正称得上扫盲教材是1956年出版的《成人识字教学》，还是为扫盲教师编写的。能真正为渴求知识的文盲出版的教材几乎没有。
1964年出版的《农村杂字》选用的是农村生产生活中常用的字词，四字一句，双句押韵，作为农村小学和业余学校的师资教材，也可以作为农民查字用。可以算做一本出给文盲群体的书。令人遗憾的是，1964年到1990年之间扫盲类书籍的出版基本是空档。直到90年代才出现了两套系列扫盲读物，其中一套是译著，另一套是全国扫盲和扫盲后教育阅读丛书，文字通俗，图文并茂，内容紧密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包括公民教育，文化教育，实用技术知识，生活常识教育和卫生与健康教育等几个方面，层次上大致分为扫盲和巩固提高两个阶段。而且对1000个常用字以外的字加注拼音和同音字，可以说是一套高质量的实用性强的扫盲读本，可记者却发现这套读物只出版了5000册。相对于庞大的文盲群体而言，真是杯水车薪。
那么，其他出版社对此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拨通了北京的几家出版社，他们的回答都是两个字：“没有”。记者来到北京图书大厦，没有找到一本可以用来做扫盲教材的书，更没有一本为文盲群体编写的读物。随后，记者又来到海淀区的几家书店，发现的结果是一样的。
扫盲图书为什么没有人做？如此庞大的文盲群体，必然对扫盲图书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应该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为什么出版社对此不屑一顾呢？
人教社成人教育中心顾国麒主任说，“一般出版这类东西都是赔本，这是明摆着的。人教社是直属于教育部的出版社，作为国家出版社，对特殊群体教育的支持，比如说，聋哑教材，还有扫盲读物的出版，我们都是不惜成本，不惜投入的。扫盲教材印数低，定价不能高，恐怕农民买不起。在没有任何政策优惠的基础上，很难大量出版此类图书，因为要考虑出版社自身的承受能力。”但是，顾主任强调，人教社会全力以赴去支持扫盲工作，只要是教育部规定下的任务，我们都会毫无保留地去完成，这是赔本生意，但我们有这个实力。按理说，这也是应该的，任何出版社都不能光想着挣钱，还得为社会尽义务呢。
难道扫盲教材及读物就不能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吗？顾国麒主任说，这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行得通的，因为有扫盲基金。但实际运作中有很大的困难，比如，扫盲教材的发行是直接通过教育部扫盲处组织，他们靠扫盲基金征订教材，不是通过新华书店或通过市场去做的，因为后者没有积极性。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教育部的扫盲处组织编写，然后要求下面征订，真正走向市场化运作难度很大。
谈到这项工作的改善，人教社成教中心的龚贵春先生说，扫盲工作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要靠全社会共同来投入。扫盲群体大都分布在一些贫困地区，让他们自己拿出一部分钱去脱盲是很难的。因此，扫盲工作实际上是和扶贫工作挂在一起的，要靠大家。
在谈到扫盲图书的研发现状时，“西南师范大学扫盲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副主任刘义兵教授说，目前，这方面的教材大多还是翻译过来的。不过，“中心”成立以来，已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机构，特别是亚太文化中心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从1997年7月以来，“中心”先后有12人次的研究人员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到日本、印度、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参加亚太地区扫盲教育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课题研究活动。在亚太文化中心的资助下，“中心”成功地改编并开发了7种扫盲后继续教育读物，印刷量都超过了15，000册。“中心”已将这些读物免费分发到相关的扫盲教育的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以及乡村一级的扫盲班和扫盲后继续教育班。更令人欣慰的是，由教育部委托“中心”编写的一套教材在经过几年的酝酿之后，今年将开始投入运作。刘教授特别呼吁大家都来关心和支持扫盲工作。
郑也夫教授认为在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历史资源中，“有教无类”即使不是排在第一，也可以在前三位中占据一席。从官方的制度看，科举从来不排斥贫寒子弟。从基层的实践看，那些家境贫困却天资聪颖的学童常常可以得到家族中有地位者的支持。它是超越种族的。魏晋隋唐时期，北方的胡人为什么能够迅速汉化，不排斥外族的正规与非正规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有教无类”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教化程度，将其才俊之士筛选和提拔到适当的岗位上，它还是为数稀少的跨越历史长河而不衰减其积极意义的道德与制度。
郑也夫教授感慨地说：看到今天中国大城市中一些学校拒收农民工的子女入学，惨淡经营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竟四面受阻，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的政策已经实行了20余年，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没能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读书的问题？为什么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要交赞助费？据说是因为他们的教育费用还在老家，城市没有他们的教育费用。但是他们迁移后恰恰没有为老家创造财富，而是为城市增加了税收。在巨变的社会中，我们已经调整了无数项政策，不调整这项政策是因为不重视这个问题吗？但是城里人为自己子女的教育一掷千金，又说明了并非不重视这类问题。郑也夫教授说，开办一些专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明摆着，教育质量不过关。
扫盲，说到底，其核心是孩子的读书问题，应该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让已经迁入城市的农民子女享受与城市孩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在面积更广大的农村，就更应该把它当做一件大事，因为目前我国8500万文盲中，在农村的占了极大的比重。目前，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是俯下身来，目光朝下，落实各项政策，督促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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