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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时候并无“语言学”一称，略等于语言学的学科是“小学”。
一门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会因社会的剧变而大变。今天的语言学纵可自诩为“领先的科学”（pilot science），也不过是数十个学科中的一门，换言之，语言学在我国现代学术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只有零点几成。从每年下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教委人文社科基金的课题申报指南，便能看出这一点。古时的小学却是另一番景象。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及至清代，小学在学术体系中至少要占两三成比重；而它与经学联手，可以说占取了清代学术的九成天下。我们看有清一代，大学者中有几个不是经学家？经学家当中，有几个不兼治小学？那时的小学，何止是领先！它是一门领路的学科，一门导向至理大道的基础学科。戴震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个意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古经解钩沉序》）
今人要想认识中国古代学术史，不先入小学史之门，势必难以如愿。小学配合经学，构成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这样一种学术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大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承继了这种传统学术的遗风，对小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也正是在他们的时代，中国学者开始营建“语言学”。而一旦汇入西学体系，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里的比重便迅速降低，不再担负领路的大任了。如今仍有不少学者在从事过去属于小学范围的研究，但已没有人再称这种研究是小学。取而代之的是“古代语言学”、“传统语言学”、“传统语言文字学”一类等义的学科名称。其实，怎么命名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应看到，小学作为中国旧学的主体成分，从对象、工具、领域划分直到理论方法、哲学认识、科学背景，以及教育体制、建制组织等等，都不同于本属西学范畴的语言学。
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今日中国的语言学，多少仍受到小学传统的约束，其特点须从历史上寻求解释。例如中国语言学者对形上问题无大兴趣，偏于具象分析，就不仅仅是这一代人的毛病。今天我们回过头看清代小学，在这面历史的镜子里照出的一半是我们自己。当然，传统的影响或约束并不都是消极的，传统小学的成绩也是不应小视的。在语言总体的认识和探索上，清代小学家固然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语言学家，但在已有的基础上，清儒无疑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生当今世，我们尽可以历数清儒的种种缺失，可要是让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处在他们的时代，恐怕是会远远不及他们。我们身上还有多少敬业态度，进取精神？我扪心自问，惟有愧怍。学术在他们是性命，在我们是商品；他们著述，是因为有得于心，我们著述，是为评职、为收入；他们崇尚读书等身，我们追求著述等身；他们用三十年写一本书，我们用一年写一本书；他们以质评价论文，我们以量统计成果，如此等等。旧学和传统一再遭到批判，旧时的学风学德却未能得到宏扬。我们常常羡慕西方学界的民主氛围和批判精神，但我们何不近取诸身，学一学顾炎武、颜习斋、章学诚？
顾炎武说，凡著述，“其必古人之所未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日知录》）
颜元说，“立论但言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言行录》）
章学诚说，“君子之学，贵辟风气，不贵趋风气也。”（《文史通义》）
——愿以先贤的哲言，与今日的同志共勉。
又记： 近几年，读了不少明清学术作品，有时是出于当前课题的需要，有时则是出自一种大历史的兴趣，与所事的课题无关。像《日知录》、《文史通义》这样的宏著，固然是治中国学术史者必读之书，但对于今日中国的学人，其所以必读，首先是因为它们充盈着一股正气，体现了一种精神。我自己读了《文史通义》，最直接的受益便是弃绝了请人写序的念头，因为不愿像章学诚嘲讽的那样，以“请乞之辞，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更不会去请名人作序，因为那样做的话，心里想的多半是：“吾子文章学问，当代宗师，苟得吾子一言，后世所征信焉”；于是别人“多方辞让”，自己“搏颡固求”，而这样讨来的话语“于事毫无补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颜之甚邪？”（均见卷三，内篇三，黠陋）有先辈遗训如此，我辈若再明知故犯，岂不是白白地做了一回读书人？同理，出书以后求人写评的事，我也是不愿做的。 那么，何九盈先生为拙著写的书评，是怎样得来的呢？ 去年夏天，我托人把拙著捎到北大中文系，赠给那里的多位友人，其中的一位就是何先生。数月后，收到何先生落款11月10日的一封信，写道：“小平先生：大著久已奉到，最近才通读一过，从中获益不少，故不自量力，写了一篇读后记。今寄上，如同意发表，可交给有关刊物。又，《大事年表》中有几个小问题，写在下面，请斟酌……”我自然是无保留地同意，并且非常感激何先生的厚意，遂将他的文章和信函复印留底后，转寄给南方的某家刊物。然而三月过去，始终未有回音。不日前，恰遇叶向阳先生，言及此事，他说可投《中华读书报》。这样，蒙叶先生的好意和眼力，才有了发表的可能。 何先生的文章既有鼓励也有商榷。我与先生结识不过两年，却已视他为忘年之友。一个学者，在学界能有几位良师诤友，是最可庆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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