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列的几首重要诗作，略微熟悉西方诗歌的读者，立即就可体会是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重要影响。这一点，不仅有论者指出，郭沫若自己在几篇文章中也毫不隐讳地谈到，这毋庸置疑。但是，细心的读者阅读此诗集时，一定会在另外数首宁静、平和的精美小诗中感受到别一种韵致。例如《新月与白云》、《鹭鸶》、《春愁》、《鸣蝉》、《晚步》……这些诗，在诗集中排列靠后，有的读者，甚至评论家，都以为那些奔放、粗豪的诗是作者激情青春的初期尝试，而这些宁静、平和的小诗是激情消褪，技巧成熟后渐渐冲淡起来的。这想法虽然有相当的道理，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1914年9月，郭沫若以半年的刻苦攻读，考取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当时他与一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一天，那位学生从学校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郭沫若接过一看，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几首短诗：《婴儿的路》、《睡眠的偷儿》、《云与波》、《岸上》……郭沫若一读之下，极感惊异。因为这是他在先前从未见过的：“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下子年青了20年！”
由此，郭沫若便与泰戈尔结下了难解之缘。他四处寻找泰戈尔的诗来读。当时，泰戈尔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他的诗在日本十分热销，在东京还颇不容易买到。郭沫若读到《新月集》的全本，已是一年后升入冈山高等学校读本科的事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图，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了一本画报一样。”
1916年的秋天，郭沫若在冈山图书馆突然寻出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爱人的赠品》等诗集，一读之下，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在阅读时，为怕人打扰，郭沫若找到一间很幽暗的阅览室，坐在墙角，面壁捧书默诵。在这样特别的环境里，郭沫若甚至因激动而流下感谢的泪水。他长时间沉浸在这样恬静的氛围中。从中午两三点钟有时要绵延到灯光燃起之时。这样的阅读和感受，使郭沫若在思想和艺术上受到泰戈尔的深彻影响。
在这一段时间，郭沫若正与日本女子安娜恋爱。泰戈尔的影响和爱情的冲撞，使得郭沫若创作欲望被强烈激发出来。他陆续写出了《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以及《牧羊哀话》中的几首牧羊歌，这些诗大都是为安娜而作的。但这些诗精致又清新的风格，明白地显现出泰戈尔的深刻影响。这是翻读《女神》即可证明的。
但世界上的事，有时可能因为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而发生很大变化。这一点在郭沫若看待泰戈尔的眼光转移中可以清楚见出。1917年左右，郭沫若翻译了不少泰戈尔的诗。在这年的下半年，他与安娜的孩子即将问世。这样，单靠郭沫若有限的留学官费显然不能满足家庭所需。他便从《新月集》、《吉檀迦利》、《园丁集》中选译出一部分，辑成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寄往国内寻求出版，想换取一些稿酬补贴家用，结果却事与愿违。
当时国内，对泰戈尔的所知还十分有限；更重要的，对郭沫若是谁更少有人知。他的那些或高歌奔放，或宁静冲淡的诗，是在几年之后才与国人见面，从而震动诗坛，赢得广泛声名的。所以，他写信给当时著名的商务印书馆，求售《诗选》，被该馆拒绝；又转而投问中华书局，也同样遭到拒绝……身处青春敏感阶段，身受生活和精神双重煎熬的郭沫若，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这结果引起了他的别样反应。他认为，他与泰戈尔不是一类人：泰戈尔是一位贵族的圣人，而自己是一个“平庸的贱子”。这两个世界的遥远距离使他感到自己热爱泰戈尔是“僭分”了。现实的压迫竟能导致人精神上这样大的变化，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可事实却正是如此：“我和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从此便遭了打击。”
后来，郭沫若的这批受泰戈尔影响的诗陆续在《时事新报》“学灯”栏上刊出。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热情。恰在此时，他读到了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那摆脱一切旧的形式与内容的风格，那雄健宏大的气象，与“五四”时期青年的精神十分合拍。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又加之“学灯”编辑宗白华的热切催促，郭沫若的诗歌由如火山被引喷发了。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3、4个月时间，郭沫若喷涌出他一生最优秀的一批诗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并于1921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又高峰之作——《女神》。
从以上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最先是受到泰戈尔深刻影响的。而使他成名的却是受惠特曼影响的一批诗作。时代需求和创作之间，常常并非如人们主观所想象的那么契合。但它却时时左右着诗人的创作走向。可以说，这之后郭沫若诗作中反映出泰戈尔的影响因素，已经十分稀薄了。不仅此，因时代的发展，郭沫若对这位给了自己许多近乎“涅?”快乐的诗人，有了许多不满足。
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在访华之前，多家报刊都为此作宣传。或翻译其诗文，或出“专号”造成声势……此时的郭沫若，无论文坛名声、地位，都非先前几年可比。因之，思想上发生转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1922年10月，郭沫若写出一篇《泰戈尔来华的我见》的文章，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在文章中，郭沫若对当时国内热热闹闹请文化名人杜威、罗素来华演讲，表示不满。他以为，一般国人对这些名人的思想并无精到研究，请他们不过是虚荣心的表现。在他看来，这热热闹闹的活动就象演办的一次次“神会”一般；而当时准备请泰戈尔访华，亦不过是又一次“神会”罢了。郭沫若认为：“他（泰戈尔）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泰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成为他们救济的福音。但我们久沉湎于死寂的东方民族，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
对于泰戈尔宣传的主张，郭沫若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必要的：“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郭沫若，已是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并站在底层立场来观察、分析事物和各类主义思潮了。并不因为曾经对泰戈尔的非常钟情而放弃自觉的立场转移。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也许还有文学同仁影响也未可知，但他思想的转变是明显的。虽然时间才过去几年工夫。
人的生存道路，艺术家的创作道路，有时常常发生变迁。这变迁，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却是不由自主，受着时代风潮推衍而行的。郭沫若先前极度地迷恋、感知泰戈尔，到不几年后对其思想的重新认知、批评可略为证明；今天我们记录下这一历程，目的是想提供一个认识人，认识诗人的个案。我们在分析、领会一个人，一位诗人的思想、诗艺演进时，有时不免一般化，简单模式化。但实际人的发展是极为复杂的，与时代，甚至偶然因素都有诸多关联，如我们上面记述的郭沫若对泰戈尔前后态度转变的情形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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