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可以泛泛而谈，面面点到，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即使“泛谈”“点到”也很难。著者选择17—19世纪为断代，在西方以德国为点、在中方以明末清代为点，无论从语言学本身来看还是从研究策略来看，都是明智之举。
在近古或近代西方语言学史上，德国无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18世纪的赫尔德（1744－1803）、阿德隆（1732－1806），19世纪的洪堡特（1767－1835）、施莱格尔（1772－1829）、雅科布·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葆朴（1791－1867）、施莱歇尔（1821－1868），这些业内人士耳熟能详的大名，不仅是“德意志学术天空中最灿烂的明星”，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明星。中国方面，这三百年中基本上是闭关锁国，以天朝自居，视洋人为化外之民，只不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到此时已形成大总结大清算之势，语言学这个领域，也称得上群星灿烂，硕果累累。如方以智、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陈澧、俞樾、马建忠、孙诒让，就他们个人的聪明才智敬业精神开创精神而言，完全可以与当时的德国“明星”一比高低。我常想，以戴震、陈澧、马建忠这样精密的头脑，若生活在德国，未尝不可以成为莱布尼茨、洪堡特式的世界级“明星”。这当然是无法验证的废话。问题在于，作为后人，我们怎样拿清代的秀才、举人、进士与德意志的博士、院士、教授做比较呢？这就要看著者的立意与写作态度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著者的理论素养和求实精神，既没有任意褒贬，也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以史家“实录”的风格，平心静气地告诉读者，在那三百年的历史时期内，中德两国语言学家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各自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中。全书19章，其中1—11章构筑了“系统横向比较的基础”。横向比较又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内容、方向、成果的比较；一方面是学术环境、背景的比较。后一种比较工作几乎从来没有人做过，而意义重大，很有必要。如第四章“科学与语言学”较为全面地讨论了“17—19世纪科学对德国语言学产生的影响”；第五章“学科建设与建制”，介绍了德国当时的学校、科学院、学会、学术会议、杂志、期刊等；第六章、七章、八章分别介绍了“清代中国语言学的社会背景”、“清代教育和学术建制”、“图书与学术”。
在此基础上，著者又用7章的篇幅介绍评述梁启超等人“对中国传统语言学和清代语言学的评析”。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设立专章来介绍中西人士对此时德国语言学的评价。以著者的能力是完全可以写出这么一章的，也许是千虑一失吧。
最后一章也就是19章，“总结：清代语言学的特点和短长”，讨论了四个问题：1）领域、对象、工具之差异；2）理论体系；3）研究方法；4）建制条件。概括得相当准确全面。我很赞同用“特点”和“短长”这样的词语。尽管“短长”也有“是非”、“优劣”的意思，但“短”并不等于“非”，更不等于“劣”。在这里，“短”就是不足之处。不过，“短”说得多，“长”发掘得不够。著者注意到“哪些因素制约着清代语言学的发展”，这是对的；但对于哪些因素促进了清代语言学的发展，则注意得不够。语言研究的民族特点还应该强调，不可忽视。
“总结”最后的几句话是：“清代语言学在建制上也受到束缚，但建制因素是次要的，对清代学术的实质内容并不起决定作用。至于社会环境、政治状态，一般说来也非关键因素。”这些话如果用于纵向比较，即拿清朝和前朝相比，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学术发展演变总有自己的理路、自己的内在生命，外因“一般说来”的确“非关键因素”。如果用于横向比较，就当进一步斟酌。与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德国相比，清代的学术建制、社会环境、政治状态，显然只能造就戴震、陈澧式的“明星”，造就不出莱布尼茨、洪堡特式的“明星”。这一点至少在表述上宜换一种说法。要知道，孙悟空本事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如果让莱布尼茨、洪堡特生活在中国的清朝，情况又会如何？晏子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我看用在这里也是管用的。
著者是学德文出身的，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写作规范颇有德国风度。书后的两个“附录”就很符合规范，也很有价值。附录一为“部分清儒生卒表”，附录二为“中西语言文化大事年表”。另有“参考书目”、“人名索引”，对读者都很有帮助。
这样的书，我是写不出来的。别人写出来了，自己就很高兴。“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作为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老兵，摇旗呐喊，当个啦啦队，让开拓者不感到寂寞，奋勇前进，这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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