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校里诸多先生的讲法，最好是能倾心学术，板凳要坐十年冷。在现今这个“浮躁”的年代，人文学科研究的特性注定了它不会有什么大的现实作用，然而它的精神内核又使人们意识到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的最显著之处是将某些人文关怀规范化。如果单纯因为厌恶规范（框架）的枯燥，进而否定学术研究的必要，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妥当的做法。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冷落的产生。这里，我只是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出发说些人文学科研究受冷落的原因，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学术研究自身的问题。只是因为话题的着眼点不在这里，故暂且搁置。
先前已经说过了，我预料自己将来是要走出学院的。那走出去之后干什么呢？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我必须做出的自我定位。做得好，终生受益；做得不好，就只能抱憾度日了。
坦率地讲，如今在学者（学院派或思想制造者）和大众传媒（思想传播者或中介）之间有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于是引发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每年9月新生入校，先生们便对这些刚从高三走过来的孩子们说：“你们要不为文凭为学术，拒绝浮躁，远离媒体。”句句说到了实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几年来先生们总是重复着同样的忠告呢？
学者身处学院，并不等于与外界毫无接触，而提倡人文关怀单靠给学校里的那些学生上课毕竟有限，于是著书立说探讨问题。只可惜现在的一部分媒体从业人员的确素质不佳，不是提的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就是瞎起哄误导受众。然而媒体的巨大力量却不容置疑，它也确实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一样，大家也似乎真的离不开它了。记得有一次上课，我所尊敬的一位先生说起一件趣事。说某家大报的一个记者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他家，让先生就某件事情马上表个态，谈谈看法。先生说：“你这不是让我犯难嘛！”记者索然便挂了电话。先生自嘲由于他不善与媒体合作，现在已经很少有记者主动来采访他了。而与此同时，我发现报纸（也包括其他媒体）上，渐渐多了些自说自话的东西。他们先是捧出一个热点来，大众关注了，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巨大影响”，再接下来就逼着学院里的学者不得不说几句话，以示“关怀”。近几年来的诸多“文学现象”就是这么产生的，某些探讨这些现象的“学术文章”也就在媒体的操纵下应运而生。这些文字虽说不上特别垃圾，但事实上已经够垃圾的了。
针对这种情况，学者们完全是出于本能地进行了自我保护——远离媒体，至于究竟能否完全远离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我的确看到有个别学者能同大众媒体合作得天衣无缝，当然这也只是个别。除去个别情况，我们发现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学院愈加学院化，愈加“封闭”。广大的受众并不明白什么才是最精深的、最正确的思想，于是他们只能沉浸在大众媒体独自生产的“思想氛围”中，并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学者们也由于缺乏了更广泛的中介方式，其思想只好冷冻起来（我这里所说的冷冻是指不被运用不被大众知晓，而非思想停止发展），光靠教课这样缓慢的解冻方式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作为一个思考自我定位的学生，我自然想到了桥梁，一座能够在思想制造者与思想接受者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这绝不是豆腐渣工程。在批评现今大众传媒从业素质差的同时，我并不否认其中也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做了些很好的文学批评（请注意这些也只是单纯的文学批评而非文学研究）。然而这些人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因而桥梁的整体质量自然不怎么样。
但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状态。至于桥梁究竟如何建造，我是提不出什么规划和具体意见的，那是大角色的事情。而就思想制造者而言，这是一个淘汰率极高的群体。而所谓安心学术，倒并非是要你铁定了一辈子就待在学院里，而是希望能提高个人的人文素养。当然人文素养这东西并不是绝对的只能通过学院深造才能获得，但不可否认的是，学院深造的确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如果其中有一部分人能够变成上乘的桥梁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也就不会有现在这般尴尬了。
置身传媒，自然有一套规矩，不可能也不应该按照纯粹的学院思路行事。要想很好地连接学者与大众，也就意味着既要了解思想的真正内涵，又要明了大众的接受习惯，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现今真正有这本事的人还真是不多见，所以也就真成了“呼唤桥梁”了。平时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翻材料，倒是见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是什么鼎鼎权威的学术刊物，而是一些比较严肃的文学刊物。然而看完之后，却生出一个疑问，究竟有多少老百姓会看这些刊物呢？或许这些文章的读者就是那些“文化人”自己吧。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现在很多有文化的名流在平时不读书，只读《读书》。这句话可算是对《读书》杂志最好的广告，从中可见他们对于《读书》的认同，的确是一座很好的桥梁。然而扪心自问，倘若身处学院求学，整天不读书只读《读书》，将来出了学院若真做了桥梁也肯定是座破桥。当然要是哪天，人们读《读书》如同每天看晚报一样平常，那这个人文环境真是再好不过了。可惜这种想法简直太乌托邦了。
说了那么多话，到头来竟发现这其中的大半仍旧只是憧憬，除了憧憬还是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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