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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日本战后电影史》

2002-05-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北京电影学院 支菲娜 我有话说
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在电影方面的交流日臻密切,以及日本导演在国际影坛愈加光芒四射,

有关日本电影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在欣喜的发现一下子多出许多参考资料的同时,笔者针对译界良莠不齐的情况实有一吐为快之感。

导致笔者产生如此强烈反应的是一本叫做《日本战后电影史》的书。原作者小笠原隆夫兢兢业业的学风使得书中四溢华采;精确的年代、数据和“曲径通幽”的观点(如译者所说),使笔者受益匪浅。可是译作中随处可见的错误却如同米中之沙,令人无法容忍。下面就举几个例子:

一、人名的错误/误译

众所周知,日本语大部分使用汉字表记,其形状与中文的简/繁体汉字一模一样,其中尤以人名为甚,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在这本书中,堂堂日本电影巨匠成濑巳喜男被译成了“成濑已喜男”(P21),甚至是“成濑已喜夫”(P99等);筱(音同“小”)田正浩更姓改名成“竹田正浩”(P69),不知译者是不是不认识“筱”字;名演员倍赏千惠子错译成“倍偿千惠子”(P54等),也许没有错成“赔偿千惠子”已是难得了。类似还有:

新藤兼人误译成“新藤兼八”(P80)

西河克己误译成“西诃克己”(P80)

市川误译成“市川昆”(P53等)

中平康误译成“中庸康”(P75等)

今村昌平误译成“今井昌平”(P82)

佐藤忠男误译成“估藤忠男”(P115)……等等,不胜枚举。

二、其它错误/误译

在这本书中,纪录片一词被译者原封不动(这回“原封不动”了!)地套用日语表记方式“记录电影”(P84,P97)或“记录片”(P53);木下惠介的名作《大曾根家的早晨》被误译成了《大曾根尾的早晨》(P19);译者还有改变历史的功能———昭和六年(1931年)在译者笔下变成了昭和元年(P64);幕末(幕府时代末期)则成了“幕未”(P15)。原来在译者眼里,日本历史上根本就没有鼎鼎有名的幕府时代!

另外,在这本书的《战后日本电影之表象》一章中,译者全部采用日本的纪年方式而几乎未解释其对应的西元年份(如“昭和?年”)。这对于想了解日本电影但又不熟悉其历史的莘莘学子来说,不啻是难逾之障。

如果人名、电影片名和年代的误译对于熟悉日本电影的读者来说还能连蒙带猜地想出来,那么他/她们拿那些语焉不详的句子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仅看下面一句:

“战后第一期作品中有带有占领军政策的美国民主主义第二期中吧台文化的社会形态。”

并且译者对于书中多次出现的“安保”世界未作一字解释。“安保”事件是指,1951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主要是关于战后美军继续驻扎日本并为其提供安全保障,1960年此条约到期。由于它严重侵害了日本民众的利益,1959-1960年日本爆发了反对其修订的战后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民运动。这一事件促使了战后的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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