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写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的作品中，唐钧认为可分为学术性和文学性两类。学术性的作品主要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的眼光观察社会现象：贫困的现状怎样，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什么办法，以寻找一种规律，希望从政策方面来帮助这些边缘群体，理性色彩较浓。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类作品也包括很多社会调查，包括定性的调查。前两年很有影响的个案访谈如安顿的《绝对隐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写弱势群体。这类作品比纯文学作品更为深刻，会提出可行的建议。文学性的作品感性更强，唤起大众关注边缘群体，这两类作品缺一不可。唐钧自己也在尝试把学术性与文学性结合，以艺术的方式阐述社会科学调查，增强可读性。
关注弱势群体，是作家何建明几年来一直倾心的事情。他从1997年《落泪是金》创作的实践和作品发表后所收到的社会效果认识到，作家在充满激情地关注处于当代最前沿的科学与文化发展状态下的人们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应更倾注感情关注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生活还比较困难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何建明一边工作，一边采访，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山西、陕西等地，深入车站、码头、监狱、学校，医院、街道等地，与那些流落街头的孤儿、生命边缘的犯罪子女、离家出走的问题少年和被人遗忘的私生子等无数“另类”少男少女接触，写出了20余万字的新作《恐惧无爱》。他在作品中写到：这个历来不被人多看一眼的“另类”青少年弱势群体，他们生来就很少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爱，缺少教育，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这个群体在我们的日常视野里似乎并不多，但当将他们一集中起来，其数量大得惊人。这些人已经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何建明说，我的作品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更多地提供了社会底层的信息，关注了最基本的群体。任何时候文学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都是永恒的主题。何建明目前正在写“农民三部曲”的第一部《根本利益》，关注点同样抓住了中国现实的根本问题，而且准备拍成电视剧。他认为，现在的一些作家写作太“贵族式”，那种闭门造车的写作，早晚会被社会淘汰。何建明特别强调，关注底层的人民，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失学儿童，并不是丑化社会，而是希望大家带着健康向上的心态去帮助弱势群体，这样作品才更具有生命力。
从描写战斗英雄徐良的报告文学《慈母的爱心》开始，孙晶岩的报告文学关注的就是“弱势群体”。孙晶岩14岁当兵时住在老乡家里，农民的贫穷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她。作为军医，她曾亲眼看着活蹦乱跳的生命走向死亡，也曾亲历如何把生命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她关注这些贫穷而善良的人们，写了一篇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报告文学。当时她还是一名军医，写了很多医学题材的报告文学，初衷就是医生如何关爱病人，因为病人也是弱势群体。1987年，北京市西城区聋儿语言听力康复中心刚刚成立，孙晶岩就去采访，写出《走出无声的世界》，由解放军出版社收入《三十三个太阳》。这是一本较大规模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读物，出版后康复中心收到了一些捐款和关爱，同时吸引来了一批特教老师。之后，她写出关注打工者的《淘金者的甜酸甘苦——北京市外地雇工生活录》、《未跨越的沼泽地》。1997年，孙晶岩得知陕西回归研究会有个替罪犯代养儿童的儿童村，采访并写就了《寻找回归的世界》，发表在次年的《啄木鸟》上。缘于父亲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孙晶岩不经意间也开始关注起扶贫事业，并想写一本中国扶贫的全景式大题材的书。她自费走南闯北，白天教学，晚上写作。历时5年，于1999年完成《山脊——中国扶贫行动》，获首届中国文联优秀图书奖头奖。
孙晶岩认为，女人是弱势群体，女犯是失去自由的女人。继而，她的目光又转向女囚。2002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重绽芬芳》，姊妹篇《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重绽芬芳》中，就有一章是写监狱警察如何关爱聋哑犯人。孙晶岩说，作家应该眼睛“向下”，不论采访谁，都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和平视，这样不但能顺利完成采访，更重要的是采访对象可以对你讲真话。
唐钧认为，相对于边缘群体的人数，相关的作品还是太少了。这与出版有很大关系。他说：“应该多一点反映社会问题的出版物，不论文学作品还是学术性的著作，这样的作品才可能具有生命力，因为它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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