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因为如此，格拉斯是20世纪最令人费解，也最易遭人误解的作家之一，对他的评论所形成的激烈对峙也成了20世纪的一大奇观。《明镜》周刊第30期就曾将这样一幅剪贴照片搬上封面：德国“文学批评教皇”玛策尔·莱希·拉尼茨基将格拉斯的小说《辽阔的原野》撕成了两半。据德国主流批评界称，格拉斯与其说是一位真正的“文学艺术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忏悔者”，他的文学生命在《铁皮鼓》之后就已衰竭。而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却逐一肯定他的主要作品，称“他总是一再地将那些公认的批评家们的标准抛在身后，自己却在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由中转向新的计划。”从《铁皮鼓》到《我的世纪》，他的作品都“证明了文学仍然是一种力量”。
不管德国主流批评家的批评是否是恶意的贬损，也不管瑞典诺贝尔奖的肯定是否是非文学的拔高，“对格拉斯作品及影响作出怎样的解释”都是一个难题。正是带着这一难题，德国不莱梅广播电台文学部主管哈罗·齐默尔曼于1998年6月至8月与格拉斯作了多次“没有事先导演安排”的访谈，希望与格拉斯本人就其作品、相关的评论和问题进行“坦诚的、真实的、”“反思性的公开讨论”。该访谈于1999年由不莱梅广播电台和电视一台播出，其后成书名曰：《启蒙的冒险》。
尽管齐默尔曼特意声称“没有事先导演安排”，但我们仍能看到他带入访谈的个人立场：就德国主流文学批评界对格拉斯作品的平庸化和扭曲提出异议。显然，他希望此次访谈引出的“夫子自道”能为适当地理解格拉斯的作品提供帮助。不过，格拉斯在访谈中提醒道：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靠的目击者”，当然包括对自己及其作品的目击，尽管他滔滔不绝地谈了他的“目击”，使此一访谈留下的文字几达20万字。
“不可靠”不等于“无意义”，它透露的是一种质疑自我的审慎和对读者自由的开放。在格拉斯看来，没有一种眼光有权宣称自己唯一正确和绝对可靠，只有不同眼光的相互质疑、校正、补充、否定才能接近事情本身。于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无数不可思议的动物的眼睛、失败者的眼睛、下层人的眼睛、女人的眼睛、男人的眼睛、畸形者的眼睛……
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别人的眼睛，自己看自己的眼睛总是一双不可替代的眼睛，更何况这是一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眼睛，一双具有特殊穿透力的眼睛。据此，我的问题是：格拉斯对自己“不可靠的目击”中最有意义和最有启示的景观是什么？这些景观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理解格拉斯的作品与影响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标？
访谈中格拉斯有两个看似矛盾的判断：1、文学是启蒙不听话的孩子；2、文学是一种本真意义上的启蒙。正是这一看似矛盾的判断提供了格拉斯目击自己作品的地平线：文学与启蒙的关系。此一关系是该访谈中无数散点目击的潜在焦点。
有意思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与启蒙似乎都成了过时的话题，“文学的终结”和“启蒙的终结”几成一种时髦的“共识”，而格拉斯却以文学叙事的《未完待续》为题在20世纪最后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致词，且多次说启蒙的“石头不会呆在山上”，他要做一个幸福的西西弗斯。
文学和启蒙都是未尽的事业，更是不可穷尽的事业和相互支撑的事业。“我希望我们能再次通过启蒙的过程，使人们能让在启蒙的标志下所做的荒唐的事走上正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是我迫切希望的了。”“不过所谓的启蒙绝对是非庸俗意义上的。我并不是指手划脚的东奔西跑，而是试图借助放大了的事实，采用人们往往不易觉察的启蒙的方法，通过艺术手段来扩大人们的视野，揭示事实真相，消除蒙昧和欺骗。”
格拉斯区分了“启蒙精神”和“被损坏的启蒙方案”，后者指18世纪以来的启蒙实践。格拉斯认为启蒙实践从两个方面损坏和误解了启蒙精神：其一是将具有丰富内涵的启蒙精神狭隘化为单维的抽象技术理性，并在抽象技术理性的崇拜中，制造新的迷信和蒙昧，从而背离了启蒙精神中最为根本的怀疑与开放原则；其二是将引领人们从不自由的状态到自由状态的启蒙庸俗化为剥夺个体自由的教化。文学作为对启蒙之狭隘化和庸俗化的抵制，是“启蒙不听话的孩子”。在此意义上，格拉斯说：“如果文学只遵循启蒙的要求，那它就很无聊。”不过，格拉斯又说：正因为文学是对启蒙之狭隘化和庸俗化的抵制从而显示了它的启蒙本质：坚守并实践着启蒙精神。
格拉斯谈得最多的是文学叙事，尤其是他本人的文学叙事。格拉斯说他的文学叙事是“扩大的现实主义”，是将狭义的现实主义指责为非现实的潜意识、幻想、梦想、想像等包括在其中的现实主义。狭义现实主义是启蒙狭隘化的产物，在那里“现实的”等于“理性的”，格拉斯认为这背离了启蒙精神的原初涵意。在访谈中，他一再提到早期启蒙思想家蒙田，说这位怀疑论者在与经院哲学和迷信的斗争中，“对于后来被启蒙运动视作为非理性而诽谤的东西一直抱有某种尊重。他不赞成它，但还是接受了它。他知道，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它，因为不能消灭非理性，也不能把它拉直。”蒙田的态度更接近启蒙精神，也更接近文学。而重申非理性的意义和权利乃文学的使命与启蒙的应有之义。
文学叙事不仅不承认启蒙理性的至上权威，也不认同启蒙理性确认的叙事眼光，即胜利者和统治者的眼光。它要从失败者的角度、下层人的角度、妇女的角度、儿童的角度和动物的角度重新叙述被胜利者和统治者所叙述的“历史”、“现实”、“事实”、“技术”、“进步”、“真实”与“真理”，它要将这一切变成复数。更重要的是文学还可以在多种叙述的相互纠正、对驳、质疑、否定的张力语境中取消任一叙述上升为唯一绝对的僭妄，将被叙之事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它召唤新的叙述。因此，对格拉斯而言，他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叙述方案绝不只是一种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启蒙精神，一种不承认绝对，不承认终结，将一切（包括自身）置于怀疑、反省、批判的视野之中而谨守自身限度的启蒙精神：未完待续。
比如在谈到作品《母鼠》时，格拉斯说他以多种叙述角度和线索讲述了由被损坏的启蒙方案导致的灾难：核战争、生态破坏、媒体幻境等等。格拉斯强调如此叙述的目的不是去描述“世界末日”，因为“世界末日”基于上帝的意志，而这一“灾难”却是人类的自我毁灭。“我们已经闯下了祸，而且还在闯祸，纯粹是人类的作品，也只有通过人类之手才能停止下来，才能改正。”不像海德格尔，格拉斯并不期待一位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没有神；也不像无神论者萨特，寄希望于抽象的人的自由，因为无神论只是有神论的颠倒，是另一种迷信。“启蒙的痛苦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消除。”而文学叙述就是启蒙自身调整被损坏的启蒙方案的一种方式，它可以让一只与人类长期共处的母鼠来见证并提醒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使人类摆脱启蒙教化的偏见，学会重视一向被人类所厌恶的“有害无益”的异类的意见。
访谈当然远不止谈论文学与启蒙这一话题，它广泛地涉及到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媒体、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等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格拉斯均有独到的见解与说法。不过，格拉斯对文学与启蒙的个人解说以及访谈的启蒙氛围却是我们聆听这位启蒙冒险者其他言谈的基本语境。在此语境“从来都没有‘信条’可以提供，他提供的是‘怀疑、清醒、不安、宽容与——就像到处提供的不受欢迎的酸啤酒一样——勇气。”窃以为，也许这恰恰是在被损坏的启蒙方案和现代性实践中丢弃的启蒙精神，它给了格拉斯的文学以力量吗？我不敢妄断。格拉斯的告诫正声声在耳：作者（笔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靠的目击者（叙述者）”，他的叙述“未完待续”。
（《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对话》，君特·格拉斯、哈罗·齐默尔曼著，周惠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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