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略微思考一下，这样回答他的惊讶：现在出版界出版的国外的学术书很多，但是也很滥；很多在西方是昙花一现的书，在我们这里还奉为圭皋；很多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书，坊间却久久不见译本；我本人是个“书虫”，酷爱图书，很多朋友包括国外的出版社及其代理商，知道我的嗜好，就经常寄书和发送图书信息，我在游览书海之余，常为其他读者遗憾。
1999年夏季，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育海同志和李宁副编审来京开会组稿，得知我手中有那么多好书，就鼓动我精选一套丛书出来，他们出版社愿意花重金购置版权。面对他们的热情和敬业精神，我无法推辞。接下来便是紧张的选书工作，我们经过反复商榷，确定以下四种选书标准：1、所遴选的著作必须是当代西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主流作品，2、作者必须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人物，3、每本书是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他学科，整个丛书是跨学科的，4、最好是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展示各学科、各领域的大师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洞见和超前性的预警。
前三条标准还便于操作，最后一条却是知易行难。经过反复思考和大量筛选，终于寻找到“对话”形式去切入这四条严格的标准。“对话”这种形式在我国80年代末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对话”这个词语经常挂在人们嘴边，后来，渐渐式微了。现在这种文体和形式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西方历史上，对话体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许多脍炙人口的言行，大都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柏拉图用生动的语言和传神的笔调书写了苏格拉底深邃的思想。用对话形式去解说深邃的思想，根据希腊语文学家的考证，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盛行，这种追问真理的方式浸润以久，渗透到希腊语言中去了，“辩证法”在希腊语中意思为“对话”或“谈话”。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名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指出：“古希腊哲学家们将‘对话的艺术’（teklne dialektike）作为推理的一种方法；的确如此，柏拉图将它视为他所称之为‘科学’的真理知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
有鉴于此，我是这样理解和评估“对话”这种言说和叙事方式：1、对话就如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马丁·海德格尔所说那样是个体存在追问真理的一种方式，是真理“催生婆”；2、对话就是使对话双方真正置身于“互相面临、互相对峙”的语境中；3、对话的真正本质就是对话双方的相互“诘难”，由简及难，由俗及雅，循序渐进，使真理敞现，使个体澄明。4、对话最为实际的功能就是提供一条通往艰涩深邃思想宝藏的“林间小路”，借助于它不必再恐惧思想艰深的迷途，不必在歧路丛生的学术的十字路口上徘徊不前。君特·格拉斯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西方媒体誉为“是托马斯·曼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德国语言大师”，但是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是寓意晦涩，艰深难懂，使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每次都浅尝辄止，望而却步。
由此可见，用对话的形式去追问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西方学术大师对这种优良的传统有着很好的继承。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卫星电视和因特网的普及，“图象时代”真正来临了，“对话”的程度、广度、速度、影响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央电视台的“对话”和“实话实说”节目影响巨大，现场直播往往是万人空巷。本丛书所选四本书，其中三本书是电视记者采访大师的实录，尤其是记者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双方约定：事先不做任何准备，现场直播，问者与答者针对各自感兴趣的重大问题即兴发挥，双方在电视观众面前共同经历一场智慧与解释的“冒险”。
经过艰难的选择，当代西方学术对话系列第1辑择定四本：1、《生命的历险——与君特·格拉斯对话》，2、《作为过去的未来——与哈贝马斯对话》，3、《自由或者资本主义——与乌利西·贝克对话》，4、《思想的盛宴——与西方思想大师伽达莫尔、约纳斯、哈贝马斯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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