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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1915－） |
萨勒姆审巫案是人类司法史上一件颇耐人寻味的案例。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1692年在北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小城发生的这起离奇而荒唐的案件。起因是镇长的女儿与她几个同龄的玩伴忽然中了邪般的怪声叫嚷，声音状若狗吠，浑身痉挛，而且伴有泻吐症状。镇上的医生认定她们是受到了邪恶女巫的控制，于是小镇居民顿时紧张起来。女巫是魔鬼的使者，现在她隐藏在萨勒姆居民当中，无疑对基督世界构成了可怕的威胁。那么到底谁是女巫？小镇牧师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准备逐一查询。他询问恢复常态的那几个姑娘：谁在折磨你们？是她吗？或者是她？！
在这种诱导下，姑娘们开始了她们荒唐的指控，结果是小镇上的数十位居民被指控为女巫送进了监狱。约翰·哈恩和乔纳森·考文是此案的主审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们采用了三条定罪原则：如果某人身上有不同寻常的斑记，如果某人与邻居争吵后邻人出现不测，如果某人被告发曾经为非作歹。显然这三条定罪原则给予了原告信口雌黄的自由，而致被告于百口难辩的境地。萨勒姆审巫案完全剥夺了被告辩护的权力，十多人最后被莫名其妙地吊死在了绞刑架上，其中有一位是玛莎考利，她以信仰虔诚而闻名一方，谁能料到她没有进天堂却被人判入了地狱。
萨勒姆审巫案之所以耐人寻味，倒不在于主审官的三条定罪原则。考虑到其时普遍的宗教信仰，对上帝与魔鬼这类无法证明事物的内心虔信，对虚无飘渺的女巫采用有违法理的认定标准也是可以理解的。女巫是超验的，但她在神、人、巫的信仰体系中又是存在的，这一尴尬的事实注定了萨勒姆审巫案的荒唐：因为她是超验的，被认定是女巫的人失去了辩解的可能性；因为她是存在的，指控别人是女巫的人就必然拥有了指证的合理性。但问题是，镇长的女儿与她的玩伴，这些十来岁的小姑娘指控左邻右舍那些与之朝夕相处的居民们是有罪的女巫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而主审官在这场狂热的控诉中难道没有产生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怀疑？这恰恰是萨勒姆审巫案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把数十人送上绞刑架的背后，绝不是简单的鬼怪迷信，悲剧的血腥背后永远都存在着叵测的人心。只是真相在历史档案中没有确凿的记载罢了。
1953年，距萨勒姆审巫案发生二百多年后，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ner）根据北美殖民时代这桩审巫案创作了剧本《萨勒姆女巫》（The Crucible）。作者在剧中用合乎逻辑的虚构编织了这幕悲剧后的人性因果。整个审巫案中存在着两个为什么：为什么指控？为什么没有怀疑？这两个问题与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紧紧相关，而对上述问题的每一种回答都是基于对人性某种认知基础上的回答。在阿瑟·米勒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作者将人的恐惧、躲避、报复、软弱、仇恨和虚荣写进了他的答案。阿瑟·米勒的解题是这样的：
小镇上的几位姑娘相约林间，她们围着一架热水沸腾的坩锅舞蹈祈愿，姑娘们在这种带有巫术色彩但大半是游戏的活动中倾吐着自己内心隐秘的愿望。在这群姑娘中，艾比盖尔显然有着更多的生活经历，她曾与镇上的一位农夫普罗克托有过一夜之情，她想彻底占有普罗克托，因此杀鸡喝血，对普罗克托的妻子发出了死亡的诅咒。
这一切毕竟只是一场游戏，但不曾料想，祈愿归来后有几位姑娘却病倒了，这成为事件逆转的起点。后来便来了捉巫的牧师，艾比盖尔无疑成为最大的嫌疑人。出于自保，艾比盖尔承认自己是受了女巫的蛊惑，她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揭发隐藏在萨勒姆镇的女巫真相。她于是开始指控那些平素与她结怨的邻居们，其他几位姑娘似乎也在她那自由的指证中感受到某种莫名的兴奋，从而与艾比盖尔站到了一起。姑娘们唇一枪舌一剑，所向披靡，牛鬼蛇神纷纷露出原形，捉巫运动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小镇上两百多人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几位因为拒不认罪被送上了绞刑架。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由少女们出于恐惧、自私、幼稚的玩笑变成了成人世界的腥风血雨。农夫普罗克托的妻子当然也被艾比盖尔指控为女巫，普罗克托为了解救妻子来到哈桑法官面前，交代了自己与艾比盖尔的奸情，指证艾比盖尔是出于报复和私欲才撒下这弥天大谎。然而，轰轰烈烈的审巫案最后绝不能变成大法官受小女孩欺骗的闹剧。哈桑法官因为失察而误人性命，这反而成为他让错误进行到底的理由。
艾比盖尔和哈桑法官的行为动机是阿瑟·米勒对萨勒姆审巫案的心理补白，它当然是一种虚构，但这种虚构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不无震撼性的罪行形态：无数小小的私欲因为某种偶然集结在了一起，出于不同的目的扭结成一股方向一致的合力，最后将罪行变成了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勒姆女巫》是一部揭示“罪恶生态”的作品。1981年，此剧曾被黄佐临导演搬上了上海人艺剧院的舞台。当时中国正在反思动乱的历史，因此那次演出是极具现实性的。而现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将此剧列入剧院成立后第一批上演剧目，又到底与目前的现实具有多大的关联性呢？剧院里沸腾的掌声应该说是一种回答。人们长久地沉浸在感动和思索之中，这使我相信，此次演出对于我和很多观众而言，对于导演王晓鹰、舞美设计刘科栋、主演张秋歌以及其他所有创作人员而言，会成为大家多年以后珍贵的记忆。这次演出在2002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年鉴中应该被记录一笔，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次美好而厚重的演出；因为在2002年的中国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农夫普罗克托因为澄清真相而被法官裁定为魔鬼代言人，他有一种选择，只要认罪就能摆脱绞索，于是他在认罪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认罪书会张榜于天下时，他又撕碎了认罪书。这位农夫是这样想的：我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我不能再出卖自己的名字。最后他同拒不认罪的女巫们一起吊在了绞架上。显然是一种朴素的羞耻心让普罗克托在是与非之间作出了选择。如果私欲有可能导致罪行，那么羞耻心有可能成为善良行为的舵手。普罗克托用死亡完成了《萨勒姆女巫》的善恶拼图。普罗克托赢得了观众的掌声，这恰恰在告诉我们：当前，我们的精神资源缺少的是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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